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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村精神代代傳承

http://www.86xian.com      發布日期:2010-11-11      中關村多媒體創意產業園      關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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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企業家金秋聚首共話中關村科技創業文化

本報記者  郭濤攝影報道

“中關村在北京乃至全國都有很大影響,什么是中關村的財富、文化和精神?哪些東西真正要發揚光大,哪些需要揚棄或避免?希望我們能從文化層面加以研討,進行系統提煉,為中關村的新騰飛貢獻力量。”

10月25日,為紀念中關村民營科技創業30周年,由中國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主辦的中關村第一代創業群體金秋聯誼會在北京舉行。在活動主持人、中國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原科海總裁陳慶振的帶動下,來自京海、科海、四通、海華、時代、康拓、清華紫光、大恒、希望、華訊等企業的中關村第一代企業家滿懷深情地回憶起那個官民同心、產學研共濟和諧發展的創業年代。

集群效應書寫中關村歷史

“我覺得中關村現象的形成,靠的不是哪一個偉大的人物,關鍵在于中關村第一代創業群體敢于沖破舊體制。”北京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榮譽會長、京海集團董事長、陸洲高科技企業集團公司董事長王洪德提出。

對此,一直深入中關村企業進行研究的北京民協執行常務副會長、四通集團原總裁朱希鐸十分贊同。在他看來,“兩通兩海”是一個集群,是一個現象。“中關村這30年,需要著重研究其集群效應。”朱希鐸說,中關村很多企業的領導者都個性鮮明,彼此之間存在差異,甚至有時還能看到很深的矛盾,但正是靠集群這一種共性,才能在經歷風雨后依然凝聚在一起。通過研究,他發現這些企業家在“下海”前都有科技背景,他們有一種改革的沖動,敢于沖破舊體制的束縛,敢于放棄安逸的科研環境。他們懷著對事業的孜孜追求,看重的往往不是個人利益,而是產業振興與民族自強的責任感。正是這種責任感催生了中關村集群效應,書寫了中關村輝煌的歷史。

創新是一條主線,30年來中關村在自主創新的過程中跨越了一個又一個臺階。按照朱希鐸的理解,第一個10年是“產品創新的10年”,無數像四通公司一樣的企業,依靠打字機等電子產品創造出自己的歷史,通過產品中附加的技術支持和服務打造出企業的雛形;第二個10年是“企業創新的10年”,所有企業都進入成長期,“如何做大做強”成為共同的主題;最近的10年是“產業創新的10年”,依靠技術、人才、資本的聯合支撐,同時講究創新的規模,例如聚焦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中關村“十百千工程”。產業創新支撐的技術體系應該建立在比較完整的研發投入體系上,同時還需要有像柳傳志這樣的企業家,專門研究產業化運營和市場化運營中的瓶頸與技巧問題。

三股力量群體交互推動

“在譜寫中關村改革與科技創業華章過程中有三股力量群體交互推動,這是中關村科技創業文化的重要特質。”中國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創新科技研究所所長彭樹堂表示。

一是民營科技企業的開拓者們,以百折不回的勇氣,率先擂起民營科技的戰鼓,打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炮。這個過程既是探索改革發端,逐步匯入主流的歷史過程,也是記載新中國培養的一代知識分子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激流勇進,擔負中華民族振興偉大使命的過程,這些先行者引發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知識報國”、“科技報國”的偉大創舉,在積淀科學民主、領異標新的中關村沃土上迸發出排山倒海的創業力量。今天,透過改革開放的的風云,回看中關村第一代企業家的實踐過程,他們創造的中關村價值資源體系足以穿越歷史時空,影響當代,庇蔭后世,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二是在那個如火如荼的創業年代,政府與創業者相濡以沫、榮辱與共奠定基業。北京市政府及海淀區政府領導以他們的睿智和對改革開放的通悟,與創業者心相通、意相隨,風雨同舟,他們心為民所想、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促進政府思維觀念轉變,為中關村第一代企業家顯身手樹功業搭建支持平臺。

三是包括哲學家、經濟學家、理論工作者、新聞工作者在內的理論及輿論群體,一方面不斷研究、總結、升華創業實踐,建樹創業創新理論;另一方面,不斷地宣傳造勢,為創業者與中關村創業鳴鑼開道,爭取政府支持、社會包容,幫助企業改善創業發展環境。

中關村精神代代傳承

中關村科技創業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吳明瑜教授感受十分深刻。他說,中關村現象是科技型知識分子的獨立創造,中關村不是政府“管”出來的,也不是“規劃”出來的,走的是政府支持、市場主導的路,而不是計劃經濟的老路。

“中關村現象的出現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時代集團董事長彭偉民認為。

“中關村精神是值得思考的。”北京民協執行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清華紫光原總裁張本正特別強調兩點:一是不怕失敗、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從陳春先開始,科技人員“下海”創辦企業,頂著各種壓力依然堅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不計較個人得失。二是社會責任感。這些科技人員在國外看到中國與世界高科技產業的差距而憂國憂民,盡管有些人創辦的企業遭遇中途失敗,但他們對后來者的激勵作用不可抹煞,同樣值得懷念與尊敬。

“清華大學是中關村精神的一個現實濃縮。清華大學的很多學生由于受到中關村精神的感染而創業,成為中關村精神的締造者與繼承者。”海華通訊公司總裁倪振偉舉例說,“鄧峰等畢業于清華大學的學子在校期間就受到了中關村創業思想的感召,他們從電子元器件銷售起步,一步步成為今天中關村的杰出企業家和風險投資家,這就是最好的例證。”

“從制度的創新到技術和市場的結合再到產業的創新,是中關村整體的覺醒。”北京民協監事長、華訊集團總裁戴煥忠認為,中關村已經成為品牌,代表知識與科技的力量。

北京民協常務副會長、大恒集團總裁張家林特別提到中關村創業團體的團結互助,并由衷感謝中國民協和北京民協。

朱希鐸認為,政府應該在現階段規劃好自己的角色定位,通過引導而不是主導來推動企業自主創新,與此同時,政府還需鼓勵和引入中介機構來完善專業服務體系,幫助企業家突破自身創業文化的束縛繼續前進。

王洪德、張本正及希望公司總裁周明陶等人建議組織一個正式的機構,抓緊時間邀請目前健在的中關村第一代企業家參與寫一部真實可信、脈絡清楚的中關村發展史,傳承這種值得弘揚與繼承的中關村精神。

被譽為“中關村創業第一人”的陳春先的夫人畢慰萱和兒子陳新宇也應邀出席了座談會,陳新宇說:“父親作為一個科學家比較成功,但做企業還是沒有揚長避短。”在他眼里,父親無論成功與否,都是最可敬的。

中關村管委會原副主任趙慕蘭從2004年開始啟動園區志的寫作,陸續拜訪了一些中關村企業家。她認為,要把中關村第一代企業家的精神傳承下去,不能只有“骨頭”沒有“血肉”,盡管材料非常有限,但她表示一定會想盡一切辦法記錄下這段歷史以飧后人。

于維棟:一個群體鋪就的中關村創新之路

本報記者 郭濤報道

從1987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組織聯合調查組赴中關村調查算起,24年過去,許多往事都隨著時光慢慢模糊,但那次為時兩個月的調查卻讓于維棟至今仍記憶猶新。當年,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副主任、研究員的于維棟,作為聯合調查組組長,曾親眼見證了我國第一個國家高新區的誕生;如今仍擔任著中國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顧問一職的他,對中關村民營科技企業創業30年來所形成的“中關村科技創業文化”有著非同尋常的感受。

“30年前,以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陳春先為首的7名科技人員在北京市科協支持下成立的民營科技機構——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是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科技企業最早的雛形。”回憶起中關村民營科技企業的發展歷程,于維棟大體將其分為3個階段:電子一條街(1980-1988年)、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1988-1998年)和中關村科技園區(1998至今)。其中,中關村科技園區已在2009年3月13日由國務院批準為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

在于維棟看來,這3個階段其實就是在探索一條改革開放后城市經濟發展的新道路。第一階段主要是探索發展城市經濟的一種新的企業形式——民營科技企業。民營科技企業的特點是“四自”(自籌資金、自由組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因為“四自”,企業更有活力,科技更有競爭力。第二階段主要是探索一種發展城市工業經濟的“園區”形式。上世紀90年代的實踐表明,這種形式已經取得成功并在全國產生巨大影響。第三階段是在“中關村”的概念突破園區的范圍后,探索新興產業集群和地區經濟相結合的發展之路,也就是目前廣大中關村民營科技企業仍在堅實邁進的創新之路。“總之,中關村民營科技企業這30年走過的是一條城市經濟發展的全新道路,這條路起步的時候沒有小崗村走得那么順利。”于維棟說。

在1980年10月陳春先等人成立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之后,兩年之內中關村沒有再出現新的民營科技機構,服務部的賬目一度被查封,人員受到審查。直到1983年1月胡耀邦、胡啟立、方毅等中央領導對陳春先事件作出指示,指出“陳春先同志帶頭開創新局面,可能走出了一條新路子”之后,中關村的民營科技企業才逐步發展起來。1983年年底王洪南成立了京海計算機機房工程公司,1983年陳慶振成立了科海新技術聯合開發中心,1984年成立了北京市四通新興產業開發公司,倪振偉成立了海華新技術開發中心,彭偉民成立了時代新技術公司、柳傳志成立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聯想公司前身),金燕靜成立了信通電腦技術公司……到1985年3月,中共中央《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公布,提出“允許集體或個人建立科學技術或技術服務機構”,民營科技企業才得到中央文件的正式認可。

“可見,新路不是一個人走出來的,而是要有一群人先走,之后又有許多人不斷跟上,不斷地走才能形成。”于維棟強調,要建設創新型國家,造就一批又一批創新型企業,就要培育中關村的創新精神和創業文化。在今后幾十年中,中關村能否誕生一批世界級的創新型企業,能否誕生一批掌握世界前沿高端技術的企業,能否打造一批世界知名高科技的品牌,能否走出一批諾貝爾獎獲得者?不在于主觀愿望,而在于如何創造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經濟基礎條件具備了,一定的政策條件也有了,目前最缺乏的還是觀念。創新精神和創業文化的良好氛圍,還有待大力培育和提倡。于維棟建議,中國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要積極發揮作用,如建立創新文化基金,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關村幾代創業者的奮斗歷程中,發現他們的創新精神和創業文化,進行歸納、整理并加以傳播。

“文化不是口號,文化就是人,人是文化的載體。”于維棟認為,中關村的創新精神和創業文化就體現在中關村的創新者身上,應當從他們的創新實踐中去挖掘、整理、傳播,要培育和發揚這種創新精神。只有繼續發揚中關村的創新精神,培育中關村的創業文化,充分發揮中關村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先鋒帶頭作用,才會有更多的人為實現本世紀中葉中國經濟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宏偉目標,身體力行地做出自己的貢獻。

彭樹堂:中關村科技創業文化是寶貴的軟實力資源

本報記者 郭濤報道

“中關村科技創業文化是中關村民營科技企業家在30年的改革與發展實踐中所形成的具有創新意識和傳承發展理念的企業文化形態,是中關村寶貴的軟實力資源。”在中國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創新科技研究所所長彭樹堂看來,中國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的崛起在30年改革開放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今天,回顧由民營科技企業催發形成的中關村科技創業文化,對年輕一代創業者意義重大。

“推動科技與經濟結合”激勵一代人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大潮勃發之時,中關村的知識分子最先受到這股時代大潮的激蕩。正如創辦京海計算機機房工程公司的王洪德所說,“我們是從憂國憂民走向科技報國的。我們從大院大所出來到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創業,不是為個人發財,而是為推動科技與經濟結合,為了中國人民能揚眉吐氣。改革成功了,我們慶功;改革失敗了,我們就是鋪路石”。

“甘愿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鋪路石,這是中關村科技創業文化的基石。”正如彭樹堂所言,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陳春先、計算所工程師王洪德等先后走出高樓深院,以民營科技探索改革。這種個人夙愿一旦與改革開放大潮相契合,就更激發了科技人員領異求新的創造性。改革開放給了陳春先一次難得的赴美國考察的機會,從事核聚變研究的陳春先本應該在他所諳熟的專業領域里繼續鉆研成為學界大家,但美國讓他最感興趣的并不是專業技術,而是美國硅谷的技術擴散模式,這種科技與經濟相結合的模式正是振興中國經濟所不可或缺的。于是,陳春先回到中關村創辦了北京第一家民營科技機構。

民營科技企業開拓者的這種愛國情懷和回報社會的價值觀是中關村科技創業文化的核心,是中關村創業30年興旺發達之所在,也是時下青年一代創業者最應汲取的寶貴精神財富。在當時,京海、科海、四通、信通、聯想、時代……創業眾星燦爛,到1986年年底,以148家民營科技企業組成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初具規模,以科技人員創業為載體的中關村科技創業文化初步形成。

中關村科技創業文化與時俱進

“中關村科技創業文化是由特質企業和個性創業者的特殊魅力帶動形成的,初期具有代表性的是陳春先、王洪德、陳慶振、柳傳志、彭偉民、王小蘭等一批民營科技企業的開拓者。”彭樹堂舉例陳述。

這些民營科技企業開拓者堅持以體制創新、機制創新、技術創新和企業文化創新為原動力,進而在積淀科學民主、領異標新的中關村沃土上迸發出排山倒海的創業力量。上世紀80年代初,在開啟中關村創業先河的先鋒隊伍中,以陳春先、王洪德、柳傳志、段永基、張家林、彭偉民等優秀知識分子表現最為突出,他們憑借個人魅力及百折不回的勇氣,率先擂起民營科技的戰鼓,帶領創業團隊將科技產品推向市場,打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炮。這個過程也成為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的啟始點。

上世紀90年代創業的中關村第二代企業家,遠比第一代企業家幸運。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中國改革掀起現代思想解放新高潮,催發了中關村科技創業新高潮和第二代中關村企業家隊伍的形成,王文京、劉迎建、鄭福雙、秦升益等一批中年創業者是其中的典型。由于與中關村第一代企業家的創業際遇、發展環境、文化氛圍有著很大不同,中關村第二代企業家一“下海”就果敢地選擇創辦產權清晰的現代企業,他們不但秉承了前輩們的創業理念,更深具洞悉、把握市場的眼光,在較短的時間完成了企業生存、成長、發展的創業過程。

中關村第三代企業家,特別是在世界新經濟浪潮中涌現出的中關村第三代企業家,他們以互聯網發展中的新經濟創業拔得頭籌,善于融合中西創業理念和文化相。同時,他們更年輕,更具有現代意識、風險意識,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海歸”,如鄧中翰、嚴望佳、李彥宏等。中關村第三代企業家以其兼收并蓄的汲取精神和開闊視野,學習借鑒國外先進商業模式,帶“泥土”移植,并結合本土特色“雜交”優勢,進而創造了具有強烈中關村特色的企業發展模式。

創業實踐催生區域創新文化

“中關村企業家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和強烈的改革開放意識,在創業實踐中不但帶動了中國特色科技企業家群體的形成,同時也促進了區域文化的進步創新。”彭樹堂認為,30年來中關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其中既有對傳統條塊分割的資源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變革,同時也蘊含著著對區域創業文化的重大創新。伴隨著中關村民營科技企業的茁壯成長,當年麥浪滾滾的海淀區如今已發展成為教、科、文、產并舉,和諧發展的全國最大的創業創新文化區。

中關村在短短30年中發展為產值逾萬億元,占北京地區生產總值比重18%的新興產業集聚區,離不開創業文化與生俱來的五大功能:

一是激勵功能。中關村科技企業的高效益來源于高效率,高效率又來源于員工的積極性,這種積極性正是創業文化激勵的結果。

二是導向功能。從價值取向上對企業發展目標加以引導和規范,并不斷完善企業以及企業全體成員的行為準則。如用友軟件股份有限公司以“夢、道”為文化理念,夢即成就事業、追求卓越,道即客戶為先、誠信負責、團隊協作、持續創新、結果導向。與這種獨特的創業文化因果相承,用友也一步步發展成為世界級的軟件公司。

三是凝聚功能。文化本身就具有同化、規范和融合的向心力,即讓后進者得到感召和同化。高層管理人員、科技人員和普通員工融合在一起,更利于為共同的目標打拼。

四是協調功能。中關村科技企業的創業文化能夠協調員工與員工、員工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企業與社會的關系,使企業內部關系融洽,企業與社會和諧一致、融為一體,其精神實質是要促進企業自覺地為構建和諧社會服務。中關村科技企業的創業文化同樣具有振奮民族精神、凈化社會風氣的巨大作用,是社會精神財富的有機組成部分。

五是交流互動、和諧共存功能。企業間既是平等競爭的對手,又是相互聯誼的朋友。在中關村,不論是創業者、政府官員、專家學者還是新聞界的朋友,均十分重視創業文化的交流。

“中關村的創新精神、創業文化中蘊涵著回報奉獻的普世價值,這無疑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珍貴財富。”彭樹堂如此評價。

(來源: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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