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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經驗表明，經濟危機或蕭條時期，往往正是文化特別是文化產業得以發展與繁榮的機遇期。在深度調整階段，經濟會出現短時期的低增長與高失業，社會消費心理將發生一些變化，基于經濟前景的預期，大宗的固定資產支出會被壓縮，而教育和文化娛樂方面的消費與投入會增加。教育可以延緩就業壓力、提升人的自身素質與競爭力，文化娛樂可以給經濟震蕩中的人們一種精神的安頓、慰藉與希望。從文化藝術生產的角度來看，經濟危機和蕭條時期可以激發出更為豐富的內容靈感與形式創新，正如中國古人所謂“文章憎命達”，“詩窮而后工”。考察美國、日本和韓國所經歷的經濟危機，不難看出文化產業在經濟蕭條時期的獨特作用，并會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示。

一、美國、日本與韓國文化產業在經濟蕭條時期的表現

1、美國文化產業在一次次的經濟危機中遇挫愈勇，以百老匯和好萊塢為代表的演藝、影視業往往成為蕭條時期的經濟增長點。更為重要的是，它們也成為普通美國人精神與夢想的救助站與孵化器。

1930年初，正值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梅蘭芳劇團在紐約百老匯的中心區域第49號街劇院進行首演，演出持續2周。這家擁有700個座位的劇院竟場場爆滿，5美元的門票被票販子們炒到十五六美元。演出的盛況可以折射出中國傳統文化和梅蘭芳戲曲藝術的魅力，同時，由此也可以感受到美國演藝業在大蕭條時期的繁榮景象。

在那個年代，美國東海岸的百老匯和西海岸的好萊塢雙星輝映，創造了美國娛樂業的巨大繁榮，同時也為美國走出經濟大蕭條作出了獨特的貢獻。美國人即使領取救濟、節衣縮食，也要擠出幾個銅板，走進劇院，涌入電影院，尋求心靈的慰藉與快樂、生存的溫暖與希望。也正是在那個年代，美國涌現出了大量藝術經典作品，比如卓別林的小人物影片，詼諧有趣的“貓和老鼠”，“微笑天使”秀蘭•鄧波兒主演的電影等，成為美國人逃避現實的“療傷”良藥。文化的繁榮給美國人帶來了信心和希望，文化的發展造就了后來被津津樂道的所謂“美國精神”。當年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就曾說:“只要我們有鄧波兒，我們的國家就會沒事。”

同樣是在美國經濟最糟糕的1929年，借助演藝業繁榮的局面，好萊塢順勢舉行了第一屆奧斯卡頒獎禮，每張門票售價10美元，奧斯卡成為迄今在影響力和商業效益方面最成功的電影節慶活動之一。在2008年拉斯維加斯的國際大型綜合電影業博覽會Sho-West展會上，美國影院業聯合會主席菲西安指出:“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美國遭遇了7次經濟不景氣。但是在這7次里頭，有多達5次，電影票房反而強烈地攀升上去。”

當年，伍迪—艾倫拍攝了一部電影《開羅紫玫瑰》，女主人公西塞莉亞一遍遍地觀看同一部電影《開羅紫玫瑰》并與片中虛幻的人物相愛了，影片所創造的夢幻之境拉開了她與冷酷現實的距離，這便是電影的魔力。在灰色壓抑的經濟蕭條時期，文化娛樂活動讓美國人能輕松地消磨艱難時光、獲得暫時的精神庇護，使得娛樂產業有了巨大的市場消費需求。經濟危機成為文化產業從內容到形式進行創新的契機，對現實的反映與反思都會激發創作靈感，壓縮的經費開支也會促使制作更為精心精致，催生出偉大的文藝作品。還應看到，美國的文化產業在上個世紀初就已經很發達了，文化娛樂產品的生產與流通日漸成熟，而蕭條時期大眾娛樂消費需求的膨脹使美國的文化產業在危機中逆市而上，帶來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有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

2、從“軍事立國”到“經濟立國”，最終落實在“文化立國”，這既是日本國家發展戰略的調整，也是為應對經濟發展問題而進行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調整。

近現代以來，日本的國家發展戰略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明治維新到二戰結束時的“軍事立國”戰略;二戰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經濟立國”戰略;從20世紀后期開始轉向“文化立國”的國家發展戰略。在二戰后滿目瘡痍的廢墟上，日本創造了世界的經濟奇跡，但隨著經濟的增長，環境與資源對經濟發展的約束越來越嚴重，人們的生活質量并沒有隨經濟增長而真正改善，日本開始考慮新的增長方式。日本學者日下公人在《新文化產業論》中指出:基礎工業復蘇的奇跡不會再出現，日本的產業結構應轉向以最終需要為主的產業，這種產業結構重心的轉移是各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文化產業是最終需要產業中最有前途的產業之一;日本人要利用文化資源創造新文化，從人的大腦中尋找資源、開辟市場，用人文精神去創造經濟奇跡。日下公人《新文化產業論》對于日本文化經濟政策的制定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995年日本確立了面向21世紀的“文化立國”方略，把發展文化經濟作為國家戰略，并通過一系列立法來保障和推進這一戰略的實施。2001年日本國會通過了《振興文化藝術基本法》;同年10月又對1970年頒布的《著作權法》進行修訂，改名為《著作權管理法》;2004年頒布了《文化產品創造、保護及活用促進基本法》，該法規認為文化創意產業不僅可以改善生活質量、促進經濟發展，而且還可以讓世界認識日本文化，因此各級政府和部門有義務積極扶持，在財稅、融資方面給予優惠待遇。政府對于文化藝術領域的財政預算大幅度增長，同時，社會團體對于文化創意行業的贊助規模也越來越大。

日本的推進策略有效地促進了文化產業的發展。目前，日本文化產業的許多領域在全球范圍居于領先地位，尤其是動漫、游戲這些新興文化產業行業，給日本帶來了巨大的收益。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動漫制作和輸出國，目前全球播放的動畫片中有65%出自日本，在歐洲這一比例更高，達到80%。電子游戲業更是給日本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財富，據統計，全球電子游戲的市場份額中，90%以上的硬件、50%以上的軟件均被日本廠商所掌握。

3、以亞洲金融危機為契機，韓國大力加強文化投入，文化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韓流”不僅拉動了巨大的本土消費，也帶動了龐大的國際貿易。

韓國在1997年金融危機期間，對于外向型經濟帶來的國民經濟脆弱問題進行了深刻反思，痛定思痛，認識到發展具有本土優勢和本土活力的經濟產業，對于國家經濟發展和核心國際競爭力的培育的重大價值。發展文化產業成為一個重要的戰略選擇，文化產業被確定為21世紀國家經濟的支柱產業。韓國之所以能在短短幾年的時間內，一躍成為全球文化產業強國，除了諸如政府放松管制、加強產業扶持保護以及培育多元化的市場主體等因素外，最值得關注的做法是:影視等文化產品的內容、資金來源以及市場消費的高度本土化。

上世紀90年代初，韓國本土文化多樣化的競爭格局初步形成，整體文化產業的發展進入了良性軌道。與此同時，政府采取積極的產業政策，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大力扶持和推進文化產業的發展，成效顯著。1997年金融危機，韓國致力于發掘新的經濟增長點，當年即成立了“文化產業基金會”;1998年，韓國政府及時提出了“文化立國”方針，規劃2001年起5年內把韓國文化產業產值在市場上的份額由1%提高到5%，成為世界五大文化產業強國之一。2001年，韓國設立文化產業振興院，致力于文化產業的發展。政府一方面大刀闊斧地整頓企業、金融界，另一方面不再把文化視為一般意義上的休閑娛樂，而是作為21世紀最重要的產業之一，由政府主導并全力支持。韓國前總統金大中曾在競選時提出要大力發展文化，并以提升文化經費占到國家總預算的1%為目標;金大中政府執政后，因為金融危機，政府裁減各部委人員，只有文化部門人員不減反增，可見其對文化事務的支持，文化總預算也逐年遞增，1998年韓國政府的文化經費只有4848億韓元，占國家總預算的0.62%，之后政府文化經費逐年增加，到2002年已經超過1.2兆韓元，文化預算突破政府總預算的1.09%。目前，全世界只有法國和韓國的文化撥款達到國家預算的1%。1999年至2001年間，韓國先后制定了《文化產業發展5年計劃》、《文化產業前景21》和《文化產業發展推進計劃》，明確了文化產業發展戰略和中長期發展計劃，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有力地推動了文化特別是文化產業的發展。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好萊塢電影占據了韓國電影80%以上的市場份額。韓國電影業之所以不景氣，很重要的原因是諸如三星、現代、大宇之類的財閥壟斷了韓國的影視制作和發行，但它們只是把影視內容制作作為其主營的錄像帶等產品的附屬業務，對電影產業運作規律基本上一竅不通，對電影藝術更是缺乏熱情，這樣是絕對拍不出票房和藝術雙贏的影片的。亞洲金融危機將韓國的各大財閥拖向破產邊緣，國際貨幣基金向韓國提供了穩定支持，同時要求重組后的三星、現代、大宇等大財團必須退出電影行業，只能經營自己的核心產業。就這樣，財閥壟斷韓國電影業的局面在一兩個月之內瓦解了。于是，大大小小的以好萊塢方式運作的獨立制片公司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這些新生的制片公司每年可以拍出好幾部影片，在全國范圍內發行。

在這個過程中，文化創意產業的產業鏈在韓國本土也逐漸形成，各類中介服務以及有效的投融資市場日益成熟，使本土導演、本土明星借助本土資本投拍大制作的本土題材電影成為可能，而且形成了良性的競爭機制。1999年青年導演姜帝圭自編自導了韓國電影史上第一部以朝鮮半島戰爭為題材的本土大片《生死諜變》，影片耗資350萬美元，而最后的票房、錄像帶和出口三項總收入超過了3500萬美元，首破由《泰坦尼克號》創下的韓國最高票房紀錄。從此，韓國本土電影的票房成績不斷提升，到2004年本土電影的票房比重達到了62%。

韓國電影電視的文化特色鮮明，內容創意獨特，制作精良，憑借國內的巨大成功，在東亞乃至全球掀起了巨大的“韓流”熱潮。2005年韓國文化產品的出口額高達7億美元。僅2004年一年，中國30多家電視臺共播出了60多部韓國電視劇。從韓國產業政策研究院對“韓流”的經濟波及效果分析上來看，“韓流”對韓國經濟產生的效益達45億美元，其中在中國產生的效益達33億美元。

以電影為龍頭的韓國整體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和崛起，有太多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尤其是他們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本土化的努力和成果證明，具有本土魅力、本土根基和本土優勢的產業，才會有國際競爭力。

二、文化產業拉動經濟的分析和前瞻

1、在經濟蕭條時期，文化娛樂消費會逆市增長。

精神消費與物質消費總體持平衡狀態，但在特殊時期會表現為非均衡狀態。尤其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后的調整蕭條時期，人們的物質消費會抑制，而精神消費會膨脹。人們需要通過娛樂來緩解精神壓力，需要通過對現實的反思與生活方式的反思來調整心態，通過文化藝術對未來的描述來增加希望、增強信心。

雖然經濟蕭條也會帶來文化投資的壓縮，但同樣會促進成本低但內容更富創意的產品大量涌現，從而降低文化消費門檻，增強對民眾文化消費的吸引力。

2、文化產業的效益顯著，需要政府的扶持與引導。

文化產品生產的初始成本較高，但它的產品復制和傳播成本很低，其銷售與傳播的規模越大，效益就會越大。與物質產品的收益規律不同，文化產品呈現邊際收益遞增規律，文化產業主要依賴非物質形態的文化與智力資源，在不消耗或很少消耗物質資源或能源的條件下，實現大規模的經濟產出，拉動經濟增長，對于經濟社會發展具有獨特貢獻。

文化產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需要政府的扶持才能夠充分實現。通過及時而恰當的文化產業政策來推動這一戰略性產業的快速發展，已是許多發達國家的共同經驗。比如設立國家文化和文化產業發展基金、制定文化產業發展綱要和特殊時期的文化振興計劃等。

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政府的積極介入與引導，還和文化產業所具有的特殊意識形態屬性有關。尤其是在經濟蕭條時期，國民的信心與凝聚力是保持社會穩定大局、實現經濟恢復發展的關鍵因素。通過政府的積極引導與有力扶持，繁榮文化藝術，提供豐富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往往會具有滿足精神需求、消弭焦慮、凝聚人心、增強信心、共渡時艱的顯著效益。

3、發展文化產業有利于拉動內需、刺激經濟。

由于存在語言、價值觀、生活方式等形式與內容的差異，文化產品在跨文化貿易過程中具有顯著的“文化折扣”(culturaldiscount)現象。在本土文化語境中，文化產品的消費沒有文化障礙，而在其他國家中，文化產品的接受會遇到語言、價值觀等障礙。

文化產品與服務具有共同消費品的特征，因此文化創意產業的市場水平與區域內群體的日常生活方式有著直接的、密切的關系。文化產業的這一特點說明它是一種具有本土文化魅力、本土消費優勢的經濟門類。在經濟困難時期，發展文化產業有利于刺激經濟、拉動內需，對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扶持文化產業發展所帶來的效應將十分顯著。文化產業發展會貢獻于經濟增長，反哺于公益性文化事業。

4、發展文化產業有利于增強國家軟實力。

國內市場是一個國家文化產業發展壯大的基礎條件，國際市場是文化產業發展的目標任務。有一個成熟的國內文化市場，有利于培育成熟的、有競爭力的文化產業主體，有利于文化產業直接成本的短期回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拓展國際市場，一方面由于沒有了成本壓力，因此會有價格優勢;另一方面，經過國內市場的錘煉，高質量的產品與高素質的服務可以贏得國際消費者的好感，有利于培養長期、穩定、忠實的文化消費者和消費市場。

文化產業的國際貿易，不僅僅是獲取經濟利益，同時也是在向全世界傳播本國文化價值、培養國際的文化認同、增強本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對于提升國家的軟實力具有長期深遠的影響。

綜上，美國、日本和韓國的歷史經驗表明，在經濟危機或蕭條時期文化通常會逆市發展，成為文化產業迅速崛起、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機遇期。雖然我國與美日韓當時的經濟發展階段和國體政體不同，但畢竟已經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融入到全球一體化的經濟格局之中，可以判斷，此次金融危機必然會蔓延到經濟、社會、文化領域，必然要從虛擬經濟危及到實體經濟，對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影響在所難免。同樣可以判斷，只要審時度勢，及時做出前瞻性的研究和規劃，應對措施得力，又有改革開放30年來夯實的牢固物質基礎，我國文化和文化產業也會逆市而上，有所作為，化危機為機遇，結合文化體制改革，乘勢實現跨越式發展，為保穩定、保大局、保經濟社會安全“過冬”作出貢獻。(王家新 作者單位：財政部教科文司)

（來源: 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