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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國經濟走勢如何？明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又該放在哪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黃益平 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2017年宏觀經濟增長仍面臨下行壓力和諸多不確定性。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實現新舊產業更替。而“治本之策”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真正實現產業更新換代，這應成為明年及未來一段時間內的改革著力點。

本文根據專訪實錄整理：

出清僵尸企業，真正實現新舊產業更替

近期綜合研究全球多個國家改革進程發現，中國的改革措施和力度好于很多國家。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實現新舊產業更替或說是新舊動能轉換，經濟增長減速只是一個表面現象。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資源型重工業，已優勢不再。

“治本之策”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真正實現產業更新換代，這應成為明年及未來一段時間內的改革著力點。必須快速培養、發展出一批在高成本基礎上仍有競爭力的新產業，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和互聯網經濟這樣的全新產品，以及一級大型機械裝備、儀器儀表和家電家具等傳統產品的換代升級。

要真正實現新舊產業更替，必須使市場機制真正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加快出清僵尸企業，為新產業和新動能騰挪空間。所謂僵尸企業，其實就是人為干預、扭曲市場配置行為所造成的。僵尸企業存在會導致健康企業融資成本提高，投資率下降。具體而言，行業中僵尸企業比例提高1%，同行業中健康企業融資成本相對僵尸企業平均上升0.013%，投資率相對于僵尸企業下降0.07%以上。

調研發現，目前“僵尸企業”有兩個較明顯特征：其一，產權特征，即僵尸企業中的國有企業占比高于民營企業；其二，產業特征，即僵尸企業中的鋼鐵、煤炭等能源型企業占比較高。

分析國家統計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歷史數據后發現，無論是企業效率、盈利能力、資本產出比等指標，還是流動性、還債能力等指標，民企的表現均遠遠好于國企。扭轉杠桿率“國進民退”、提高企業杠桿質量，應從三方面入手：其一，加強與市場的溝通，最好是能簡明扼要地闡述政策意圖和改革方向。其二，消除產權歧視。無論國企改革目標是做強、做大還是瘦身、提效，國企和民企都應公平競爭，受到同樣的市場紀律約束。其三，推進金融市場化改革，讓市場機制成為金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因素。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基調，不但要求利率、匯率更多地由市場供求決定，金融資源配置也應嚴格遵循回報與風險兼顧的原則。

加快出清僵尸企業，將給經濟帶來兩方面收益：其一，僵尸企業所占據的資源可重新配置到效率更高的健康企業；其二，資源再配置完成后，由于健康企業具有更高生產活力，因此可能帶來可持續的、更高的增長率。根據測算，僵尸企業出清可帶來資源再配置過程中約1%的工業產出增長，再配置完成后每年工業產出增長率可提高2.12%，資本增長率提高1.4%，就業增長率提高0.84%，生產率增速提高1.06%。

從理論上說，出清僵尸企業只需政府和銀行改變其行為，不再為經營不善企業兜底。但落實到操作層面卻不簡單，要讓僵尸企業徹底退出，必須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包括減少政府直接的市場干預、增加金融市場競爭、完善企業退出機制和改進社會福利體系等。

另外，眼下最關鍵的是中央政府應主動承擔出清僵尸企業、化解不良風險等責任，進一步加大相關財政支出。不能簡單地把責任推給地方政府和銀行，畢竟當前僵尸企業的數量較龐大。

當前金融監管改革應提高監管機構的獨立性

近期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尤其引人關注。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國內金融市場出現許多新的變化。其一，影子銀行交易規模迅速增長，寬口徑估計達到60萬億元，窄口徑測算也有10萬億元；其二，互聯網金融興起；其三，銀行、證券和保險間跨行業銷售產品甚至投資現象越來越普遍。

中國經濟面臨“去泡沫、去杠桿和去產能”三大壓力，未來宏觀審慎監管的重要性將會進一步提升。中國宏觀審慎監管體系改革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高層次的國家金融穩定委員會，有效推動各監管部門間的信息共享和政策協調。這個委員會不能只是一個簡單的協調單位，而應是一個決策機構。除“一行三會”主要領導，該委員會還應有專職領導及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研究團隊。

一方面，經濟增長減速與金融自由化可能令金融不穩定性進一步上升�？陀^地說，過去中國經濟中的金融風險并不小，三個重要因素遏制了金融危機爆發：一是封閉并管制的金融市場，二是高速經濟增長，三是政府良好的財政狀況加上巨額外匯儲備，但這些因素很快將發生變化。

按照嚴密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甚至危機管理標準，不難發現，現行的宏觀審慎監管體系存在明顯缺陷，特別是在監管協調方面：其一，各監管部門間分工不清，也沒有有效的協調機制。比如銀監會和央行都通過不同手段對商業銀行做出壓力測試，這些監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復的。其二，分業監管體制無法適應日益增加的跨業業務與投資。一些綜合性機構如中信、光大等已擁有多行業牌照。這造成政府監管部門跨行業監管難度大，形成一些監管真空區，出現了監管套利現象。

另一方面，宏觀審慎監管與宏觀經濟政策也需確立一個更加明確的分工與協調機制。建議以三個委員會來加強監管政策的協調：其一，貨幣政策委員會；其二，金融穩定委員會；其三，公平交易委員會。貨幣政策委員會決定貨幣政策調整；金融穩定委員會決定宏觀與微觀審慎政策制定與實施，保障金融穩定；而公平交易委員會是確保金融交易公平和透明，保護投資者和消費者利益。每一個委員會都可以吸收相關監管機構官員參加，如果有必要，同一個機構官員甚至同一個官員可以參與不同的委員會。如此，這三個委員會可以起到保證信息共享和政策協調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監管機構的重組甚至協調機制的完善，不應是本輪金融監管改革的終點。當前金融監管改革最需要做的是提高“一行三會”或新的監管機構的獨立性。監管改革首先應考慮讓監管部門把行業發展的責任移交出去，然后賦予它們相對獨立的監管政策決策與執行權力。

未來國務院或全國人大在確定金融監管目標后，就應以此作為對監管部門考核標準，而不應追加其他政策作為考核內容。更為關鍵的是，不要干預監管政策的制訂與執行過程，明確監管部門的責、權。

對于互聯網金融，監管應著重于哪些層面？

目前，各界對于互聯網金融的評價出現了兩極分化：正面評價是互聯網金融會顛覆傳統金融，未來就是互聯網金融時代。負面評價是互聯網金融在中國之所以能發展無非就是監管套利，比如很多曾經紅紅火火的P2P平臺瞬間消失。

當前互聯網金融的核心問題是風險高發，比如渾水摸魚、技術不成熟和跑路詐騙等。究其原因：一是監管長期容忍形成監管缺位；二是市場本身不成熟，市場參與者本身對識別風險和承受風險的能力有限；三是在行業發展過程中，由于監管不到位而出現問題。除此之外，還存在不夠普惠問題。除支付外，其他不少領域要獲得互聯網金融服務并不容易，融資成本較高。數字技術應用也亟待改善。有的互聯網金融公司要么沒有大數據，要么不會分析，數字安全也有很多明顯隱患。監管機制仍待完善，比如有些領域不設門檻（網絡借貸領域），有些卻不發新牌照（第三方支付和智能投顧領域）等。

因此，雖應對互聯網金融給予適當的容忍，但監管政策收緊確有必要。在全球所有經濟體中，受到最嚴厲監管的部門就是金融部門，目前互聯網金融參與主體的風險承受能力相對于傳統金融機構而言更差。

加強監管是把互聯網金融領域中不合適的、不合理的，甚至非法的行為剔除掉，具體建議如下：第一，互聯網金融和傳統金融應在一個框架下監管。第二，現在這種分業監管（央行管網絡支付、銀監會管網絡借貸、證監會管網上基金銷售等）模式不是最佳的，互聯網金融需進行統一監管。第三，當混業經營成為常態以后，很難再簡單按照機構分開監管，需按照功能進行監管，“穿透式”監管尤其重要。第四，信息中介需設立門檻。最后，信息安全需加強保護，信息系統也應是相對開放的。

穩健的貨幣政策，短期應保持不變

2016年前三個季度GDP增速連續保持6.7%，表明之前一直延續的經濟增速回落勢頭暫時得到遏制，多個數據也表明經濟顯現企穩勢頭。但不排除在四季度或明年出現一些新的經濟下行壓力。短期來看，可能產生壓力之一的是房地產市場。今年以來房地產市場對于經濟增長起到很大拉動作用，但國慶節前后，全國大范圍出臺新一輪房地產調控政策，預計11月房地產銷售將出現負增長，這就導致其對下一輪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將明顯減弱。另據數據顯示，11月貨運量增長較快，但企業對車皮的需求已開始回落，發電量、用煤需求等也在回落，預計今年12月到明年1月經濟活動趨于疲軟，這些都導致明年經濟運行風險加大。

為應對潛在的經濟下行壓力，短期來看，穩健的貨幣政策應保持不變。財政政策可在化解過剩產能、出清僵尸企業方面多做一些努力。但長期而言，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很難再像2008年、2009年那樣擴張，中國經濟正陷入“風險三角”：一是生產率在不斷下降；二是杠桿率在不斷上升；三是宏觀經濟政策空間在明顯收縮，這也是世界各國都面臨的問題。

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至今，中國三大杠桿率均漲得很快。企業在2007年杠桿率大概是80%，2015年是160%。地方政府杠桿率同期從不到20%漲到42%以上。居民杠桿率漲得也很快，從2008年的12%漲到去年的28%。今年房價大漲后這個數值可能更高一些，也許已超30%。

而且，近年來出現了企業杠桿率“國進民退”現象。2009年到現在，非國企資產負債率從接近60%一度降至37%左右，而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卻從51%提高到53%。這是杠桿率質量降低的表現：壞的杠桿在增加，好的杠桿在減少，這顯然對下一步經濟增長造成很大壓力。

（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