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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實現快速增長，投資領域不斷拓展，規模不斷擴大，技術含量不斷提升。而隨著企業“走出去”規模越來越大，領域越來越廣，各方面的風險也越來越多。要看到，企業“走出去”到國際上發展，這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真正走進國際大市場、融入國際大市場，生存下來，發展好——

嘉賓：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合作室主任 張建平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白 明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 桑百川

新趨勢：

全方位投資格局漸現

當前，中國企業“走出去”呈現哪些新趨勢？哪些因素促成了新趨勢的出現？

張建平：企業“走出去”亮點紛呈，可圈可點。第一，中國投資規模迅速擴大，特別是并購比重顯著增加。今年前5個月，我國對外投資增幅達到了60%以上，而此前也就是20%至30%左右。第二，制造業對外投資異軍崛起。以前，商務服務和租賃、金融、資源能源行業“走出去”較多，但最近制造業對外投資迅速增長，如吉利并購沃爾沃、三一并購德國的普斯邁斯特等。第三，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特別是高鐵、電站、港口、機場、公路等大型項目帶動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趨勢更加明顯，尤其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這一趨勢更加凸顯。第四，在新常態下，2016年中國無論是按照哪種口徑來統計，都成了凈對外投資國。

之所以會呈現出這些新趨勢，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中國現在已到了對外投資增速高于引進來增速的階段。目前，中國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根據經濟學家測算，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達到這一階段后，對外投資將持續增加，一批跨國公司的成長壯大也讓對外投資需求更加旺盛。其二，中國政府積極構建企業“走出去”的平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自貿區建設的推進、國際產能合作的推廣，都為更多企業“走出去”營造了良好政策環境。

白明：近年，我國對外投資增速加快，對外投資規模與利用外資規模大體相當，我國正從商品輸出大國逐漸向資本輸出大國邁進。可喜的是，當前企業“走出去”不再局限于資源能源等傳統行業，全方位對外投資的格局正在形成。而以往表現不太強勁的服務行業，“走出去”勢頭也很迅猛，比如萬達并購美國第二大院線AMC等等。體育產業也有不少突破，如蘇寧并購國際米蘭俱樂部約70%股份。

“走出去”進入加速度的背后，是我國企業綜合實力的增強、國際影響力的提升。此外，目前的國際經濟形勢也給并購提供了很多機會。

桑百川：近年來，我國制造業企業對外投資明顯提速，與制造業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對外投資也在高速增長。特別要強調的是，不僅國有企業對外投資高速增長，民營企業對外投資的增速也非常快。這說明，我國民企的活力與實力都在增強。

新環境：

運營理念需動態調整

有不少企業，在國內運行順暢，可一旦到了境外新環境就水土不服。這一普遍現象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些共性問題，值得企業思考與總結？

張建平：從當前的案例來看，國內企業需要在很多方面認真思考與總結。第一，要動態調整運營理念與方法。十里不同風。很多企業在國內表現良好，可如果把國內的運行模式、思路完全照搬到新環境中，就會犯經驗主義的錯誤。第二，要進一步提升企業的國際化程度。在全球化的時代，企業要做足功課，積極儲備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資源的人才，積極培養具有全局思維的綜合性人才，以適應全新環境下的挑戰。第三，企業在項目落地后，要加強與對方社會各界的交流，消除因文化、理念上的差異帶來的誤判、誤解，將可能的風險消滅在萌芽狀態。

白明：有不少企業在“走出去”前并沒有做好相應準備，有的是全球化戰略不清晰，有的是對自身比較優勢認識不到位，還有的是盲目追大求全，忽視人才建設和管理制度的更新。這些潛在的風險，都會在企業“走出去”后被迅速放大，成為企業“走得出去，走不進去”的障礙。

桑百川：在一些國家眼中，把我國國有企業定義為同一所有者。比如，我國不同的建筑公司在海外工程項目分別去投標，卻被認為企業背后是同一所有者，具有串標的可能性，對方就會借此把中國國企屏蔽掉。這實際上是對中國國企運行模式和管理框架的嚴重誤解，消除這種誤解需要加快國企改革。目前，國有企業總體改革方案中已明確了國企分類改革思路，但還需要進一步明晰，加快推進。

此外，很多企業“走出去”還被陷入到對方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紛爭中。比如，此次中國高鐵被毀約，主要還是因為政治上的考量。美國西部快線公司在聲明中表示，項目最大的阻力來自美國聯邦政府“高鐵列車必須在美國制造”的規定。美國政府設定這樣的條件實際上是為增加本國的就業機會。可以說，這樣的規定違背了世界貿易組織規則，WTO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里明確規定，禁用內銷比例的限制、國產化比例的限制、出口比例的規定等等。但在美國大選之年，這樣的決定很容易贏得選民支持，也常常被用作影響選情的工具。

新問題：

多方面風險正在聚集

在看到成績的同時，要看到中國企業“走出去”也面臨不少風險與挫折。從已有的案例看，這些風險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張建平：企業“走出去”的風險存在于多個方面。首先，存在著安全風險，包括對方國家和地區政治局面穩定性和法律層次的風險等。其次，還存在著商業風險，有些投資項目很優質，但是后續資金無法跟進，最終導致項目夭折。再次，還有市場風險，企業項目雖然落地，但生產產品不符合市場需求，無法最終盈利。此外，還有社會和文化風險，由文化差異產生的誤解和分歧，往往會影響企業項目的受歡迎程度。所有這些風險，都需要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做足功課。一方面，可以借助有關專業機構，做好風險分析；另一方面，還可以購買商業保險，以分攤投資風險。

白明：相對于商品輸出，資本輸出復雜程度更高，遇到的風險和挫折的可能性也就相應更高，對此要有平常心。隨著我國企業綜合競爭力的提升，制造業“走出去”不再是低端制造。作為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代表，高鐵具有很高的技術含量和創新因素。經驗表明，越是高科技，“走出去”的難度就越大。目前，高鐵“走出去”遇到一定的困難，可這并不能阻擋我國制造業“走出去”向高端邁進的趨勢。不過，這也提醒中國企業在“走出去”前，一定要充分了解對方的外資政策和準入制度，弄清楚是否有隱性限制，以免在最后關頭遭遇損失。此外，在投資過程中，也還要注意對方是否有復雜的債權債務關系、是否對生產地有限制等等。

桑百川：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面臨著各種風險，特別是一些微觀上的風險不可小覷。正所謂：細節決定成敗。

例如，在投資過程中，要注意項目是否會受到安全審查、反壟斷審查，即便企業之間有了合作協議，若遭受這兩個審查，協議實施就面臨著較大風險。在協議簽署后，因貿易保護主義泛濫，也同樣存在毀約風險。即便是過了這些關，在企業經營過程中，由于存在價值觀念、文化觀念上的差異，也給企業融入當地造成阻礙。

新對策：

用好沖突管理工具

可以預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規模、行業將會持續增長。面對眾多的風險點，企業應該從哪些方面著力，做到防患于未然？

張建平：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頻次越來越高，領域越來越廣，各方面的風險也會越來越多。為此，企業需要從4個方面做好準備。其一，企業要有較強的風險防范意識；其二，企業要在大力培養復合型人才的同時，充分利用好當地的人才資源；其三，企業要注重培育自主品牌，掌握自主知識產權；其四，企業要善于利用沖突管理工具，化解各類矛盾與問題。提高風險應對能力可以借助多方力量，比如，商務部門每年都會編發國別（地區）對外投資指南，部分大企業每年也要編制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風險投資報告。此外，一些咨詢公司、會計師事務所也會不時發布風險投資報告，這些信息都可為企業規避風險提供有力幫助。

桑百川：當前，中國企業“走出去”存在著領域過于集中、技術過于接近、同質化過于嚴重等問題。這些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爭項目、爭資源，不僅損害了中國企業的整體形象，限制了企業在更高層次展開競爭的可能性，也增加了企業投資項目泡湯的風險。要打破這一局面，歸根結底，企業還要切實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形成差異化的、有核心競爭力的產品與服務，做到“不可替代”。

除此之外，“走出去”要做好統籌協調，不能一擁而上。如果能有一個商會或行業協會從中發揮協調作用，避免無序競爭，則是善莫大焉。早年間，日本綜合商社在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往往是某家公司進入一國市場，其他公司就會自動選擇該國市場的其他領域或者是其他國家的同一市場，以避免惡性競爭。在這一方面，我國也需要發揮行業協會或商會的作用，提供事前、事中、事后的咨詢與建議。

白明：企業要從自身競爭力上下功夫，提高適應、應對各種風險的能力。首先，要端正投資目的，真正考慮到把對外投資項目做大做強；其次，要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提高科學決策能力、機遇捕捉能力和風險防范能力；最后，一旦作出投資決策，要持續提升綜合博弈能力。比如，在與對方企業合作重點有差距時，要做到求同存異，讓合作方看到，只有一起把蛋糕做大，才能互利共贏。

與此同時，企業“走出去”還要用好政策東風，企業對外投資要充分結合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提升，特別是要結合好“一帶一路”、自貿區建設等重大戰略來展開。要用足、用好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的優勢條件。同時，企業“走出去”也要同產業轉型升級結合起來，通過對外投資，獲得更為稀缺的資源和更加廣闊的市場，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從一定意義上說，今后企業“走出去”過程中遇到的風險，有很多都將是全新的。這就需要企業不斷加強風險預判能力，要通過對新規則、新平臺、新政策的全面了解，提前研判風險，做好應對預案。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