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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學部，這個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咨詢機構，這個聚集著國家科技界精英的地方，這個跟隨著新中國腳步誕生的共和國智庫，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它所肩負的歷史使命。

俠之大者，為國分憂，為民請愿。60年來，學部帶領廣大院士不斷聚焦國家戰略需求繪制藍圖，圍繞全球重大科技問題建言獻策，他們的足跡，也始終行走在國家富強與民族振興的最前線。

第一部“國家科學指南”誕生記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科研人員加起來不足5萬人，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人則更少，這樣的狀況對百廢待興的中國來說，顯然難以滿足建設的需要。

為了擺脫發展困境，1955年1月，周恩來、陳毅、李富春組織召開科學技術工作人員會議，動員制定十二年科學發展的遠景規劃。次年3月，國務院成立科學規劃小組，以中科院各學部為基礎，集中全國600多位科學家，確定了“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開始編制《1956~1967年科技發展規劃》（即《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

《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個科技規劃，堪稱新中國的第一部“國家科學指南”。它從13個方面提出了57項重大科學技術任務、616個中心問題，從中進一步綜合提出了12個重點任務，是一個項目、人才、基地、體制統籌安排的規劃。

科學技術的世界浩如煙海，當時來自科技界的建議如雪花般紛至沓來。12名科學家組成了綜合組，負責評價、裁決、選擇、推薦、確定、綜合各方面的建議，并作出最終決策。而當時擔任綜合組組長的中科院學部委員（現稱院士）錢學森，在其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在制定規劃的過程中，為了發展無線電電子學、自動化、半導體和計算技術這四個新學科領域，使其在短期內接近國際水平，科學規劃委員會提出了《發展計算技術、半導體技術、無線電電子學、自動學和遠距離操縱技術的緊急措施方案》（簡稱“四大緊急措施”）。

在回憶這段歷史時，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認為，這些項目在現在看來確是科技發展全局的關鍵點或生長點，但“在當時卻并不那么顯然，而且還有不少爭議”。

子計算機就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項目。當時美國的電子計算機每秒能運算8000次，可有關電子計算機的發展前景，人們卻看得并不那么清楚。

為此，錢學森舉出許多實例來說明推進快速電子計算機的重要性，他介紹了電腦的記憶功能、邏輯功能、學習功能等，向眾人表明這是極有發展前景的領域。

在他的推動下，這一重大項目終于敲定。而為落實“四大緊急措施”成立的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也在日后發展為中國計算機事業的搖籃。

瞭望未來的哨兵

飛速發展的中國，越來越仰賴科技的力量。而作為國家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咨詢機構，中科院學部也在國家歷次重大科技規劃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90年初，國家科委致函中科院，向學部委員征求對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綱領》的意見。接到委托任務后，中科院和各學部及時召開學部主任聯席會議，布置各學部組織全體學部委員對有關材料進行審議和討論。

院士們寫出了10多萬字的書面材料。中科院將意見匯總后，分別于1990年3月和1991年初報送給國家科委和國家計委。其中很多意見被采納，在有關決策中發揮了作用。

2003年4月起，學部組織全體院士積極參與《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的研究制定和咨詢工作。學部對制定規劃的指導思想、宏觀思路、組織機制、工作方法等提出了重要意見和建議。

“累是很累。”回憶起擔任科技條件平臺和基礎設施建設研究組組長時的經歷，中科院院士孫樞坦言，“國家中長期規劃的目標怎么定，各個領域應該提出哪些重大問題列到規劃中去，這是一個研究探討，最后形成意見的過程。在具體問題上大家有過很多討論，但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所以最終執行沒有遇到什么障礙。”

而讓兩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學名譽校長王越印象深刻的，則是綱要的研究制定期間，院士們對科技創新主體的大討論。

“最初的提法是‘科技創新的主體在企業’。”王越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這句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院士們認為，科技分為科學和技術，而自然科學只有發現，沒有創新，技術應用才是創新。在社會分工上，企業沒有研究自然科學的功能。

院士們的“摳字眼”最終影響了國家決策。2015年12月，國務院正式發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其中的第七項第一條，首次提出了支持鼓勵企業成為技術創新主體這一概念。

此外，針對“三農”問題、公共衛生體系建設、能源戰略、空間科學等綜合性、跨學科、跨領域的重大和共性問題，學部均組織院士開展了專題預研，并向國務院呈送了咨詢報告。

麻雀雖小 格局很大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從饑餓與貧窮中走出來的新中國，迫切需要吃上一頓飽飯。于是，一些歷史上已被證明是錯誤的事件再次上演。

1957年11月，《農業十七條》頒布，其中第13條赫然寫著：“除四害，即在七年內基本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

中科院院士、鳥類學家鄭作新站出來為麻雀鳴冤：“國內有關麻雀的研究資料很少。麻雀在農作物收成季節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雛期間吃害蟲，是有相當益處的。對付麻雀的為害，不應是消滅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中科院院士、實驗胚胎學家朱洗也挺身而出，他引用了大量史料，并說：“我們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應該承認麻雀在某些季節確實有害，但在更多的時間是有益的，是否應該消滅麻雀尚應考慮。”

許多生物學家也強烈反對消滅麻雀，1959年底至次年初，中科院生物學部兩次召開麻雀問題座談會，醞釀成立“麻雀研究工作協調小組”，開展麻雀益害問題研究。終于在3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于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提出“麻雀不要打了”，麻雀就此退出“四害”。

歷史來到上世紀90年代。1995年，為打破我國糧食生產4年徘徊的局面，中科院院士、小麥遺傳育種學家李振聲提出了《我國農業生產的問題、潛力與對策》的報告，在回顧44年來全國糧食生產發展歷史的基礎上，提出了實現糧食產量增加1000億斤的對策。

當年2月20日，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姜春云、溫家寶及中央研究室、國家計委、國家科委、財政部、水利部、林業部的負責同志，聽取了中科院原院長周光召和李振聲關于組織科技力量，為國家農業發展作貢獻的專題匯報。22日，姜春云指示將李振聲的報告發送給正在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全體代表。

在此基礎上，2月24日中科院提出《關于組織科技力量投入農業綜合開發主戰場的建議》，建議按全國及重點農業開發區的任務，根據本院的科技力量和研究積累，可從農業單項適用技術投入，土地資源、水資源合理開發配套技術和模式化栽培技術投入，農業綜合開發宏觀決策咨詢服務和重點區域開發規劃，農業后續技術開發等4個方面投入。

左手科學 右手文化

身在實驗室，心系國家大計，這是許多中科院院士身上的共性。

1988年，70歲的中科院院士、材料學家嚴東生親自掛帥，成立了“科技在世界和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專題組，進行了為期兩年的深入研討，提出了《依靠科技發展國民經濟應作為一項基本國策》的專題報告。

“我國經濟發展的成就很大，但問題也不少，主要是質量低、效益差；外延式增長已經難以為繼。”嚴東生在這份報告中振臂高呼，國家要進一步認識“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科學論斷的深刻含義，把依靠科學技術發展國民經濟作為一項基本國策確定下來。

無獨有偶，出于對國家發展現狀的清醒認識，王越在擔任技術學部主任時，也曾組織召開過幾次有關技術科學內涵的研討會。

“20世紀末，國家經濟發展雖然很快，但主要還是依靠來料加工，自己的東西卻比較落后。”王越說，“中國在發展路徑上需要作出轉變，而技術科學可以起到很好的支撐作用。”

其實，早在半個多世紀前，錢學森就提出了“技術科學”的概念。回過頭來看，這一概念對中國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它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創新發展。譬如現在很熱門的量子信息，就是技術科學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王越看來，這些前瞻性的、思維方式方面的創新，對中華復興的作用并不亞于他們在科學技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這樣一個優秀的群體，在60年的征程中不斷地繼承和發揚著中國的優秀文化，我想這就是院士群體更深層次的貢獻。”他說。

（來源：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