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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86xian.com 發布日期:2014-09-01 中關村多媒體創意產業園 關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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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上,保利博納總裁于冬關于“未來的電影公司都將為BAT(即互聯網媒體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打工”的言論引起業界的廣泛討論。今年的北京國際電影節首次推出M指數,即利用大數據分析原理,對電影院線、新媒體人群覆蓋、電視收視率等數據進行收集分析,評判哪些是觀眾心中真正的好電影。北京電影節新增設的“華語電影新焦點”單元也首次運用大數據技術遴選了五位最受關注的焦點人物。由此可見,基于新媒體的大數據技術已經得到了具有前瞻意識的行業精英們的重視,開始被投入應用之中。然而,就在一些先鋒人士主動走進大數據的同時,另一群從業者卻認為,過分強調大數據的作用,并不利于電影產業的發展。比如夢工廠的CEO杰弗瑞·卡森伯格就堅決反對大數據參與到電影制作當中。他表示,夢工廠的電影不是來自數據,而是來自內心。樂視影業CEO張昭也認為,如果為了商業化目的,太早用數據做電影,用數據掙票房,我們將錯過一次中國電影的文藝復興。究竟哪個觀點更有道理,值得探索。
一直以來,中國電影產業缺少對票房收入、受眾結構和衍生品開發的有效數據統計,導致產業鏈最前端的項目評估由于缺乏數據支持,準確性和可靠性大大減弱。大數據的運用能夠為電影投資提供可以量化的指標,數據所顯示的規律性和對于項目的可行性預測,可以有效規避經驗主義所帶來的投資風險。大數據可以幫助電影產業進行市場定位,讓業界有目標性地宣傳推廣,投放商業廣告進行市場預熱、引發話題討論和用戶參與等。我們還可以通過對大數據的持續量化跟蹤,預測產業收益和社會影響。比如,克頓傳媒很早就把數據分析應用于電視劇產業鏈的各個環節,讓產業開發更有針對性。去年華策影視并購克頓傳媒,很大程度上也是看中了克頓所擁有的龐大數據資源。
新媒體介入電影產業,讓跨屏傳播實現了無縫對接,同時也令電影創作更多地照顧到互聯網、手機等移動終端的視聽訴求,并且進一步擴容了受眾數量和市場賣點。網絡電視的推出,把大屏幕互聯網、視頻點播、內容定制和特別推出的數字機頂盒進行整合銷售。數字電視與網絡媒體的嫁接,讓數字機頂盒中的“回路數據”被準確提取。與傳統的收視率調查相比,這些海量又及時的數據所蘊含的信息量更大,準確度更高,由此得出的收視率和上座率評估就更為嚴謹、科學和實用。然而,目前國內影視行業更多的只是掌握了大數據的理念,而對大數據技術和實際操作流程還不甚了解。因此,搭建基于互聯網的大數據平臺,通過多渠道、多終端的互聯互通,為投資、創作、發行、銷售等產業鏈的各個環節提供技術支持和服務保障,是將大數據技術投入應用必須實施的基礎工程。
那么,究竟如何將大數據應用于影視創作呢?美國視頻網站Netflix用大數據技術評估觀眾口味,以選定美劇《紙牌屋》的創作班底,從而使其大受歡迎的故事,在媒體圈廣為流傳,甚至成為一些從業者樹立“數據為王”這一顛覆性理念強有力的現實支撐。然而,我們發現,雖然《紙牌屋》的創作班底和播出方式是基于對3000萬用戶的數據分析得來的結果,但是創作者的藝術水準不容忽視。該劇對美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解讀精致到位,劇作情節結構、剪輯節奏和表演技巧都堪稱一流。對于大數據的另一個著名案例《小時代》而言,其原著在網絡上的高點擊率和大數據所顯示其受眾的人員構成及消費習慣,直接促成了電影從投資、拍攝到上映整個產業鏈的形成。然而,作品所顯現的信仰缺失和價值觀紊亂以及拙劣的創作水準,卻與其票房收入形成極大的反差。這兩個例子告訴我們:充滿理性、相對嚴謹的數據思維固然可以提供一種創作模式和流水線般的商業運作方式,但它代替不了藝術思維中的靈感閃現和情懷抒發。過分依仗數據思維的藝術創作,容易落入迎合、取悅甚至獻媚觀眾的窠臼,而缺乏必要的藝術引領和精神攀登。因此,在大數據時代,數據思維可以作為藝術思維的參照信息。在藝術創作中,我們可以從大數據的海量信息中窺得社會思潮、文化基因和流行元素,觸摸到當代人的精神需要和生活期許,然后把這些數據信息當作創作者的素材、養料和佐證。但數據思維絕不是藝術創作的實現方式,解決不了拍攝理念、劇本創作、表演水平和3D技術應用等問題。也就是說,大數據可為電影的投資風向做出戰略規劃和戰術指導,但是它無法代替具體“作戰”的藝術創作者。因此,大數據對于藝術創作的介入應該有多深,還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我認為,面對大數據的來襲,我們既不要迷信也不要排斥,要用辯證的方法和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它。
(來源:大數據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