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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等一個個抽象概念逐步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我們在數字時代越走越遠。數字出版、數字博物館等新型文化產品不斷涌現，傳統文化資源正迎著數字化浪潮，煥發蓬勃生機。作為文化建設九大工程之一，文化數字化建設被列入《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文化資源數字化工程被提升到“國家行動”層面，得以整體推進。另一方面，知識產權保護不完善、市場環境不健全等問題也成為阻礙文化數字化工程走向深入的“絆腳石”。

文化數字化工程發展現狀如何，面臨哪些難題？文化數字化能否讓中華文化“活起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發展研究中心和光明日報文化產業研究中心共同發起的第四期文化產業雙周論壇上，業界領導和專家、企業家圍繞“中華文化數字化工程：戰略與突破口”議題，對文化數字化的發展路徑進行了探討。

視野：文化數字化工程成為國家戰略

案例 中華書局于近日研發完成《中華經典古籍庫》第一期數字化成果，收錄自有版權的300種古籍整理成果，共計2億余字。該數據庫是中華書局版點校本古籍的首度數字化，也是首個正式發布的基于現代古籍整理成果、古籍整理規范及合法知識產權的古籍數字產品，實現了中華書局高質量古籍整理圖書的數字化。該數據庫將于近期在全國幾十家圖書館向公眾開放，以后將定期推出更新包，不斷豐富完善數據庫內容和功能。

閆賢良（文化部藝術科技研究所文化標準研究中心主任）：文化數字化并不是一個新概念，數字化在生產生活領域的應用已經形成了一種新型文化，我們把這種文化稱之為數字文化。我們為什么要把文化數字化工程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呢？美國數字化國家戰略中，已經包括文化數字化。腦神經網絡計劃、3D打印機、4D打印機等項目被美國列為國家重大創新產業，稱為“制造創新國家網絡”，超過100家公司在參與實施。未來國家綜合實力的競爭將不僅在軍事、經濟等傳統層面，還將體現在信息、文化等領域。當前我國對文化要素的數字化轉換技術仍相對落后，我們應抓住數字化浪潮的機會，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李松（文化部民族民間文化中心主任）：我國擁有極豐富的文化資源，但由于資源轉化體系陳舊，在數字化時代，這種資源優勢很難發揮出來。把文化數字化工程提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就是為中華文化在信息化時代創造一個新的文化再生產體系，讓文化資源以適合的數字化形式呈現出來，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在這個過程中，文化資源的數字化轉化環節無疑是最難的。比如文物，中國所有的青銅器都在博物館倉庫里，沒有數據體系，將這些數量巨大的青銅器信息進行數字化轉換困難極大。另一個難點在于，我們現在的整體文化研究系統中，核心價值領域系統和數字化仍有很遠的距離。現在我們仍處于“寫文化”的時代，學術界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呈現在紙面上才能被認可。將教育系統的整個知識體系進行數字化改造，是文化數字化工程的第一步。

姜念云（科技部國家文化科技創新戰略項目主持人）：中華文化數字化工程體系的整體構建需要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和布局，無論是要實施的項目還是制定的細則，都要有整體系統的規劃。有了數字化這個前提，再加上一些技術分析手段，就為我們研究中華民族文化奠定了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就可以更好地制定我國文化發展的整體戰略，不僅包括文化產業的發展，還包括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唯其如此，我們才能明確要往我們的文化產品里植入哪些文化元素，對外傳播什么文化內容。

制約：文化數字化工程面臨諸多問題

案例 在敦煌研究院數字中心里，一幅幅壁畫在工作人員的電腦上“重生”，細細端詳，壁畫顯出明亮而柔和的光芒，顏色鮮亮，線條清晰流暢。這是莫高窟數字化工程的成果：經過數字攝影采集方案設計，通過定制軌道、攝影車、攝影框等專有設備逐行逐格進行攝影采集，嚴格控制圖像色彩、清晰度等采集質量，利用獨特的十字拼接方法，將上千甚至更多的原始圖像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圖像。目前，敦煌的數字保護、數字采集規模已經做到世界最大。通過數字保護，敦煌石窟珍貴的文物信息得以永久真實地保存。

王旭東（敦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我們在做數字化過程中發現，資料存儲是一個大的問題。這么多數字化成果，怎樣建立一個數據庫存下來，并且能夠查詢、管理，更重要的是應用，這是下一步要做的。只有把文化資源數字化，把這些碎片標簽化變成素材庫，才能在更多領域應用，但是目前我們僅僅做到數字化、做成圖像數據庫提供給一些學者和其他很小范圍的使用者使用。如果大范圍的應用，把這些數字資源創造、加工、生產，然后去傳播、消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個過程面臨資金問題、知識產權問題、標準問題、應用渠道狹窄等諸多制約。

寧偉群（文化部科技司科技處處長）：文化資源數字化工程確實面臨一些問題，一是由誰來轉化，二是如何轉化。文化資源大多屬于文化單位，多數承擔的是管理職責，深度研究和技術處理這方面還面臨著很多問題，比如資金來源、資源共享等。其中大量是科技之外的問題、工程之外的問題，既與現行的聯動機制，包括成果的分享、利益的共享有關，也有知識產權的問題，更有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目前，我們的文化資源數字信息大量分散形成一個個信息孤島，地方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統一整合對接存在一些問題。未來，要有目標性，形成一個主線、一個體系。

王麗（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執委）：在中華文化數字化工程整個進程中，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沒有文化數字化的規劃。現在，我國各地文化資源非常分散，非常破碎。在發展中，首先要有規劃，我們要盤點中華文化的庫存，盤點成什么樣子要有標準，根據這個標準要分類，從而固定一些產品屬于哪一類。根據劃分的種類，要有知識產權保護的整體意識，還要制定知識產權保護規劃。

姜念云：我們現在方方面面都在做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工程，包括博物館、圖書館、非遺等形式多樣的數字化，但是很多數字化以后的資源也是在各自單位里分別存放，很難放在一個庫里。當前，更重要的是把這些資源有效整合利用起來，建立一個共享共建機制，使得數字化資源通過某種技術平臺更好地整合起來。這需要我們制定一個規劃，明確用什么樣的標準做數字化，這是一個模式，也是一個機制，從而建立技術上的共享公共平臺。

路徑：“活起來”才能“用起來”

案例 溫暖的太陽，照耀在峒河峽谷里，苗族同胞居住的湖南省吉首市坪朗村一派喜慶氣氛，苗族同胞們身著節日盛裝，有的打起了苗鼓，有的唱起了苗歌。簡短的慶祝儀式一結束，工作人員便在一戶村民家的柚子樹下，在村前峒河的沙灘上，對第一個數字化保護的國家級非遺項目——“湘西苗族鼓舞”進行原生態環境下的錄像，國家級非遺項目傳承人、64歲的第二代苗族鼓王石順民表演了其代表作《慶豐收》。

2013年10月，中國非遺數字化保護中心在全國實施第一批數字化保護試點工程，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為第一批全國13個試點地區之一，也是全國僅有的2個地市級非遺項目數字化保護試點之一。

陳建軍（北京莫高絲路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總裁）：非遺的數字化保護也是文化數字化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是做企業的，更關心文化生產和文化傳播這兩部分。敦煌的“文化數字化”，從最初的文化創意策劃開始，一直到今天的游客中心的建成，我們都參與了。從國家戰略層面上說，莫高窟的數字化，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可循環的數字價值產業鏈，完成了一個數字資源到文化生產再到文化傳播的過程。從中我們看到，國家在制定戰略上，可以在文化傳播領域、在消費傳播中制定具體的戰略部署，要考慮怎么把優秀中華文化傳播出去。因此，我們文化資源數字化項目的實施，不單單是一個數字資源數據庫的建立，我們更需要的是一種文化的消費傳播。

胡錘（故宮博物院資料信息中心主任）：解決文化數字化中的諸多問題，要從如何破解現在落后的管理機制上入手。比如資金投入問題，國家是否要給資金支持？國家要給支持，給政策，也要監督。國家博物館等單位應該劃小核算單位，把物權要管清、管好，實現所有數字資源的產權化。再比如數據采集，要采用市場化運作模式，要具體分析項目到底該怎么做。國家可以用啟動資金來實現政策導向，主要還是要靠政策、靠監管把這個事情做起來。

王旭東：文化數字化工程以后的應用問題十分關鍵。不同時代的經典，從藝術、歷史、科技角度看水平都是最高的，先把這些文化資源實現共享，之后把數據庫建起來，讓大家去應用。既要讓它“活起來”，也要讓它“用起來”，最終變成消費。我們希望通過數字技術讓很多不能去敦煌的人了解敦煌，讓其他的文化創意產業利用敦煌的資源，讓文化資源活起來。

（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