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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在中國科協和北京市政府共同舉辦的“弘揚科學道德，踐行‘三個倡導’，奮力實現中國夢”巡回報告會北京場活動日上，錢永剛、周建平、王隴德三位專家圍繞“錢學森獻身中國航天事業的科學報國精神”“我國‘載人航天工程’團隊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的輝煌歷程”“我國‘疾病防控’團隊在專業領域勇于探索、造福人類的事跡”等主題，作了精彩演講。

報告會是中國科協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內容之一，下半年還將在全國中心城市進行巡回舉辦，以加強科技工作者隊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進一步擴大科學道德和學風建設工作成效，感召廣大科技工作者和青年學子積極投身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實踐。光明日報記者采訪了三位專家并整理編發演講內容。

錢學森人生的第一次選擇是在報考大學時作的。他就讀中學的數學老師希望錢學森將來成為一名數學家，叫他報考大學的數學系；而國文老師認為錢學森的文章做得很好，希望他去報考中文系，將來去當作家；錢學森的母親希望錢學森學教育，子承父業；還有一些其他的老師認為錢學森藝術上有天賦，建議他去學畫畫、學作曲。而這時的錢學森自有他自己的主意，他要學鐵道工程，給中國造鐵路。錢學森報考了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學的是鐵道機械工程專業，當時叫鐵道門。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侵略上海。在校園里目睹著天空飛過的日本飛機，錢學森作出了人生的第二次選擇：鐵道機械工程現在對國家用處不大，要改學航空工程，將來造出能打下日本飛機的飛機。為此，他用業余的時間把校區圖書館里所有的航空方面的書都讀完了。錢學森從交大畢業后投考國家第二屆“庚款留學”公費生，報的就是航空工程專業，當時叫航空門，就是飛機設計。他以報考當年“庚款留學”公費生航空專業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了，從此開始了錢學森涉足航空這個領域的征程。

在學習航空工程的過程中，他感到航空工程的依據基本上是經驗，很少有理論指導。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論，并以此來指導航空工程，一定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主意一定，錢學森作出了人生第三次選擇：從做一名航空工程師，轉為從事航空理論方面的研究。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父親，同時向當時航空理論研究的最高學府加州理工學院提出申請，并且只身一人來到了加州理工學院，敲開了后來他的導師馮·卡門教授辦公室的門。經過了一番口試，馮·卡門教授非常滿意這個年輕人，錄取了他。在導師的指導下，錢學森很快就成為航空理論方面一位杰出的科學家。

上世紀50年代，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錢學森歷盡艱險回國了。國家的需要使得他作出了人生的第四次選擇：從學術理論研究轉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設。錢學森晚年曾經跟他的秘書說：我實際上比較擅長做學術理論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國家需要叫我干，我當時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沒有想那么多就答應了。做起來以后才發現原來做這個事困難這么多，需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而且國家受國力所限只給這么一點錢，所以壓力非常大。但是錢學森既然以國家的需要作為自己工作的選擇，就義無反顧地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了中國航天事業。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中國躋身世界航天大國之列，彈（導彈）、箭（火箭）、星（人造衛星）、船（飛船）、器（航天飛行器）全面發展。錢學森出色地完成了國家賦予他的任務。

1982年，從行政領導崗位退下來的錢學森已70歲了，為國家作出了這么大貢獻，他完全可以休息了，寫寫回憶錄，作作報告……但是錢學森又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五次選擇：再次回到學術理論研究當中。此時的國家剛剛從“階級斗爭為綱”轉向“經濟建設為中心”，全國上下都憋著一股勁，要把被文革耽誤的時間奪回來。錢學森認為，自己沒有任何理由置身事外。他以獨到的研究角度，從70歲到85歲，在系統科學、思維科學、人體科學、地理科學、軍事科學、行為科學、建筑科學，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等諸多領域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新思想、新理論。

我們稱呼一位科學家，一般都會在名字前加一個“頭銜”，例如物理學家×××、生物學家×××等，但我們很難給錢學森加“頭銜”，因為他涉獵的領域太多，而且在每個領域都有發人深省的見解。

錢學森雖然不是醫務工作者，但錢老在吳階平面前把今天的醫學概括為“四個醫學”理論，即治病的第一醫學，防病的第二醫學，補殘缺的第三醫學以及提高人體功能的第四醫學。他概括出這“四個醫學”的觀點，讓我國醫學大權威吳階平院士聽后贊嘆不已，他說，我行醫幾十年都概括不出來這個結論。

錢學森雖然不是軍事理論家，但是他關于現代科學技術對于未來戰爭的影響，對于未來戰爭形態的影響，對于未來軍隊編制的影響，以至于對解放軍戰略戰術演變的影響的論述，被大段引用。

錢學森雖然不是生態建設專家，但是他對沙產業草產業的論述，讓世界知名的防沙治沙專家、幾十年來堅持在內蒙古赤峰地區搞防沙治沙的日本人遠山正瑛先生深深折服。主持我國沙產業工作的甘肅省原副省長、中國科協原副主席劉恕同志，邀請遠山正瑛先生到甘肅省張掖地區去考察，參觀張掖地區按照錢老沙產業的理論治理沙漠、防沙治沙的成果。遠山正瑛參觀完以后，向陪同他參觀的劉恕副主席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個九十度的躬，說：“我發現你們的方法、思路比我高明得多。”

錢學森雖然不是哲學家，但是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論述，讓馬克思主義哲學權威、北京大學哲學系的黃楠森教授在一次講話中提出，是到了我們國家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所有人認真聽取錢老見解的時候了。

錢學森雖然不是社會科學家，但是我們社會科學領域中的許多名詞，像“政治文明”這個詞的版權就屬于錢學森。大概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錢學森應《求是》雜志之邀，寫了一篇文章，第一次使用了“政治文明”這個詞。

錢學森雖然不是建筑學家，更談不上建筑大師，但是錢學森提出了山水城市的構想，現在已經成為國內外有識之士參與探索的一種理論，正在成為許多城市規劃建設的一種依據。

錢學森雖然不是教育家，但是他的大成智慧教育思想吸引著不少教育界的從業者，作為尋找“錢學森之問”答案的重要參考。

2011年，中國科協與中國郵票總公司發行“中國現代科學家郵票”。一套四枚，其中有錢學森。要求一定要在錢學森的郵票上加“頭銜”。我與郵票設計人員討論，費了大勁，才把錢學森的“頭銜”定了下來：應用力學、航天與系統工程學家。說實話，我還是不太滿意。錢學森去世時，新華社發消息時，避開了這個不好解決的問題，用的是“享譽海內外的杰出科學家”，算是解決了這個問題。

今天，錢學森已經離開了我們，但他這一生所展現的老一輩科學家的精神風范將永存。我們要從老一輩革命家、科學家手中，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繼續奮勇前進。

回首我國載人航天工程走過的不平凡歷程，我深切地感受到，實施我國載人航天工程的過程，就是具體踐行中國夢的過程。

載人航天是一項高風險的科技活動，稍有不慎，后果將不堪設想。我們的航天工作者始終牢記“成功是差一點點失敗，失敗是差一點點成功”這個道理，以追求完美、追求卓越、追求極致的工作標準，準確識別風險，有效控制風險，努力把殘余風險降到最低程度，確保萬無一失。在神舟八號、九號任務中，各飛控試驗隊就準備了200余份飛控技術文件，進行了各類正常、應急、故障過程演練50余次，制定了600余個故障模式與對策。為了在太空中的一次手控對接操作，參加航天任務的航天員在地面就進行了1500多次訓練，練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我們始終把質量作為工程的生命，始終堅持“質量第一、安全至上”的原則，在長期的實踐中總結形成了“雙五條歸零標準”“雙想”“四查”“五不操作”“源頭控制”等質量管理措施和質量文化。我們也牢牢樹立了“發現問題是能力，揭露問題是黨性，正視問題是素質，解決問題是政績”的觀念。在我們的研制過程中，在我們20年的歷程中，我們的會議從來不是在講成績，都是講我們的事情有什么地方沒有做好，我們怎么樣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偉大的事業孕育偉大的精神，而精神往往能夠激發出驚人的創造力。錢學森、鄧稼先、朱光亞、王淦昌等老一輩科學家，為我們留下了“兩彈一星”精神這一寶貴財富。在他們崇高精神境界的激勵感召下，廣大航天工作者始終牢記黨和人民的重托，滿懷為國爭光的雄心壯志，鑄就了“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攻關、特別能奉獻”的載人航天精神。我感到，“兩彈一星”精神和“載人航天”精神，就是中國精神在科技領域的具體體現，是我們科技工作者應該倍加珍惜、始終堅守的精神家園。

搞科技工程，必須要有實事求是、敢于承擔的科學態度。按照原定計劃，神舟九號飛行任務是不載人的，而且這個計劃已經經過了中央批準。2011年底，通過對神舟八號任務完成情況和研制工作進行的全面技術評估，我們認為神舟九號任務具備了實施載人交會對接飛行的條件。但是，載人和不載人面臨的風險和壓力大不一樣，要不要報請中央更改原定計劃？我再三考慮，與研制隊伍反復研究，本著對國家負責、對載人航天工程長遠發展負責的態度，向工程領導匯報了我們的判斷和意見。事實證明，神舟九號飛行任務取得了圓滿成功，不但使我國提前突破和掌握了載人交會對接技術，而且在幾乎沒有增加經費的前提下，多了一次寶貴的載人飛行機會，使我們可以利用神舟十號任務為后續發展做更多的技術試驗。

我參加載人航天科技團隊已經15年了，在工作中親身感受到了眾多載人航天人夙興夜寐、全力以赴的忘我工作精神。許多已經兩鬢斑白的老同志、老院士，仍然不輟耕耘戰斗在工作一線；許多風華正茂的青年英才，長期堅守在戈壁沙漠，奮戰在浩瀚大洋；許多同志家中困難不能顧及，父母床前不能盡孝，親人生病不能照顧。尤其是中年的同志，有些還是女同志，30—40歲的年齡，孩子幾歲、十幾歲，他們放棄了家里的一切，包括孩子的教育，日夜為航天研制工作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們的工人師傅，寧愿受到處罰，也毫不猶豫地及時報告自己操作中的失誤，而不是把錯誤偷偷地堵上……

“大廈之成，非一木之材；大海之潤，非一流之歸。”像載人航天這樣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眾多高新技術領域。工程的研制建設工作，直接承擔研制的科研院所就有100多個，協作單位3000多個，十幾萬科技大軍。所有參加工程研制建設的單位和同志們，發揚大力協同的優良傳統，有問題共同研究，有困難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風險共同承擔，形成了“一切為載人，全力保成功”的強大合力。每一次飛行任務的圓滿成功，都是全國大協作的結果，是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政治優勢的具體體現，離不開各級地方黨委、政府、各行各業和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正是千千萬萬個普通的中國人，凝聚起無比強大的中國力量，鑄就了神舟飛天中國夢的輝煌！

王隴德（中華預防醫學會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人應該怎樣工作和生活

疾病防控和健康促進工作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民生工程。要做好這項工作，就必須遵循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從研究和探求當時、當地存在的主要問題出發，找出影響事物發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并關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受社會和環境因素的影響而發生的轉化情況，制定與時俱進的策略與措施，并認真付諸實施。

在這些工作中，自己也有一些體會，愿意與大家交流。一般來說，在事業的發展過程中，個人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如果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不能處理好個人的理想與事業的發展，不能把握好個人的努力與社會環境的關系，不但個人的才智難以有效發揮，而且個人的健康發展也難以實現，甚至可能導致怨天尤人、一蹶不振的后果。我經常聽到一些人贊賞拿破侖的“名言”——“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兵。”我曾聽科協主席韓啟德談到，在北大學生討論理想的會議上，一位同學振振有詞地說“我就是沖著諾貝爾獎來的！”一個人有遠大的理想，無可非議，但像以上這種拋開整體事業、單純追求個人成名成家的思想，實不可取。

一方面，個人的勤奮、努力是事業成功的基礎，這種勤奮和努力必須用在“盡心、盡力”地做好日常工作上。我特別強調“盡心工作”，工作中要“知不足”，學習上要“不知足”。只有用心去思考，工作業績才會大不相同。一個只有2000多萬人的猶太民族出了160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而一個13億人口的中國除莫言以外，僅出了11位華人獲獎者。差別在哪里？應該說，根本原因在于從小培養“用心”的習慣。猶太媽媽問放學的孩子“你今天在學校里提了什么好問題？”而中國媽媽問的是“你今天在學校里學了什么新知識？”應該說，提出好問題是創新的第一步，是引領探索研究走向正確終點的基礎。

另外一方面的體會，是如何看待“成功”。一部分人非常看重成名成家的所謂“顯赫的成功”。其實這種“成功”是受到許多客觀因素影響的，不是完全由個人的努力所決定。譬如個人有沒有某些方面的“天賦”，特別是在文藝和體育方面。我覺得一個人是否“成功”，主要的判定標準應該是，我這一生是否為我的本職工作盡了心、盡了力。只要做到了這一點，就不會因為虛度光陰而悔恨，一生就會充滿幸福感。有人對“幸福”下過定義，即幸福不是得到的多，而是計較的少。我覺得這個定義總結得非常好。一個人在名譽、地位、待遇等方面應該做到“知足”，否則就會“自尋煩惱”“自毀前程”。清華大學校長陳吉寧教授在2013屆清華研究生畢業典禮上送給學子們的箴言是，“在人的一生中，比取得成功更為重要的是贏得尊重。而贏得尊重的關鍵，在于堅守良知”。可見把握好良知的底線比任何成功更重要！

第三個體會是人的一生應該怎樣去生活？我們在宣傳一些先進模范人物的事跡時，總是強調他們是如何廢寢忘食忘我地工作。我覺得這種宣傳引導有失偏頗。這種宣傳是在造一個“神”，而不是一個人！

應該說，人的一生是豐富多彩的，而且一個人自己也不是孤立的人。一個人有父母、配偶、子女、同事、朋友等。一個人不能僅為自己負責任，還應該為自己的親友和社會負責。從一定意義上說，對他人的責任要遠大于對自身的責任。而且，在盡這些責任的同時，也是對自身情操的陶冶。真理再往前多跨一步就成了謬誤。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是不可能起到榜樣的作用的。另外，從科學用腦的角度上來說，也不能整天撲在工作上，不參與其他任何健康的文體活動。大腦在高度興奮一段時間后，相應位置的皮層會處于抑制狀態，此時應更換活動種類，讓大腦的興奮灶轉移，原工作區得到休息。這是提高大腦工作效率的重要措施。清華大學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提出了“8－1＞8”的理論。其內涵是，如果每天拿出1小時去作體育鍛煉，那么工作效果遠大于8小時全用于工作。在上世紀末，曾在北京大學任職十年、其中擔任了6年黨委書記的任彥申同志，寫了《從清華園到未名湖》一書，總結了他作為中國著名高校主要領導同志，對做好領導工作的體會。其中許多都是他的一生感悟，充滿著唯物辯證法的哲學思想，非常值得做管理工作的同志一讀。他在該書中總結：“一個受人擁戴的領導者，應當有聲有色地工作，有滋有味地生活，有情有義地交往。”應該說總結得十分精辟。我想根據自身的體會，對這三句話略作修改：“應當盡心盡力地工作，真情真意地交往，有勞有逸地生活”。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