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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世紀90年代末，隨著全力打造創新型國家的號召不斷深入人心，創新兩字逐步成為中國最流行的字眼。如今，“愛國、創新、包容、厚德”八個字在首都北京隨處可見，已經成為北京的城市文化的關鍵組成部分。

至今，中國已經走過了10多年力爭創新的道路。然而，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邁進，絕不會是一個一帆風順的歷程，在前行的艱難與困境中，國內外的學者開始回頭進行反思。

一種文化的迷茫？

不久前，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以《中國我們不相信》為題指出：關于中國經濟的標準說法之一是：中國人擅長仿造，但他們永遠發明不出哪怕是呼啦圈這樣簡單的東西。人們被告知，他們的DNA中沒有創新能力，他們死板的教育體系強化了這種傾向。

一段時間以來，在歷史學家、科學家探討創新的話題時，“仿造”一詞以較高的頻率出現在學者對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儒家思想的反思中。

在經歷了正面的、嚴厲的審視后，一些學者宣稱，儒家思想不利于創新，“這是一種善于模仿的文化”，并“把模仿當做對前人的尊重”。儒家文化對創新有著一些負面影響：“中國人求同的心理大于求異，服從的心理大于質疑。”

受這種文化心理影響，目前教育模式讓人憂慮，“記得一次去買書，正好包書的紙是一頁考卷，我看了看考試的內容，很有感觸。”一位中國工程院院士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試卷題量很大，都是標準化考題，只需要考生快速解答，不需思索。這種考試方式，鼓勵的是知識而不是思維。”在他看來，知識就像是一臺電腦的硬件設備，而思維則是軟件。有了思維，知識才能真正發揮出作用。

一些學者指出，中國的傳統教育方式比較注重知識的傳授和繼承，強調對老師、對權威的尊重和服從，不注重質疑精神和創新能力的培養。清華大學教授施一公曾在一次公開講演時，講過一個故事，2011年他曾和以色列大使談論中國人和猶太人誰更重視教育的問題，大使說：小時候我放學回來，母親會問我，你今天提了讓老師回答不出來的問題了嗎？聽到這里施一公心中一涼，他說：和很多中國人一樣，我會問孩子，你今天聽老師話了嗎？

“創造力”是一個民族、一種文化的活力。然而，中國人DNA中并非沒有創新的基因，有學者指出，宋代以前中國人的創造力曾一度強大，四大發明就是在那種創造力中完成的。

而到了明清以后，進入等級制度森嚴的社會，中國人的創造力也逐漸衰落下來。晚清學者龔自珍曾對晚清的頹勢發出感嘆：不要說朝廷沒有像樣的宰相，軍隊沒有像樣的將軍，學校沒有像樣的讀書人，田野沒有像樣的種田人，工廠沒有像樣的工匠，街市沒有像樣的商人，就連像樣的小偷、強盜也都沒有。

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衰落的中國不得不在科學上向西方學習，至今已經百余年，而科學作為一種文化，很多學者認為，在被接納過程中，一直遭受著某種阻力。“隨著科學在世界范圍的傳播，以及隨著西方文化在世界各地的蔓延”，一位學者指出：“有些傳統文化積淀深厚的國家，一直對于外來文化的入侵感到警覺、迷茫乃至抵觸。”

制度建設上的徘徊？

從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鄧小平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中國文化對科學的接受，一直表現為在吸納作為器物的科學，與抵觸作為文化的科學之間的困擾和掙扎。這種文化上的困擾和掙扎，也導致了中國百多年來在制度建設上的徘徊。

《中國我們不相信》一文提出了一個尖銳的質疑：“令人不解的是：一個發明了造紙術、火藥和指南針的民族，怎么會突然變得只會組裝iPod了呢？”文章給出的答案是苦澀的：“中國今天所欠缺的不是創新文化，而是某種更基本的東西：信任。”

對這一評判，很多學者表示了認同：“目前在中國，一個人的創作——無論是文藝創作還是技術創作，其知識產權都得不到應有的尊重與保護，誰還會去創造？”

當社會中存在信任的時候，可持續的創新就會發生，因為人們感覺安全，感覺自己有能力冒險做出創新所需要的長期投入。當存在信任的時候，人們愿意分享他們的點子并相互展開發明上的協作，而不會擔心自己的創意被人竊取。

有人說，當代西方文明的兩大基石是科學精神與契約精神，正是二者間的協同作用，保證了西方文化的生機與活力。“契約”一詞源于拉丁文，原義為交易，逐漸演變為西方文明社會的主流精神：其本質是一種契約自由的理念，是一種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契約精神保證了人按照規則和制度來辦事，保證了事情的順利有序進行和執行，契約精神為人們行為做事提供了制度和規則保證。

目前，中國處在一個信任的危機時期，城市研究學者楊保軍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舊有的村莊社會結構正大規模縮減，在鄉村人們說著共同的方言，有著共同的習俗，甚至共同的祖先；在村莊社會，習慣可以替代規范約束個體，并實現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而城市則不同，來自不同地方、說著不同語言，有著不同習慣的人們，必須靠共同認可的規范和制度來約束，并實現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安全。

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化，使中國原有的信任形式解體，另一方面還沒有一個基于法治和司法獨立的新體系。

等級制度不利于創新，極權更是創新的大敵，而契約精神對“極權”恰恰是一種約束。同時契約精神是脆弱的，只要有一個人或一件事可以違背這個“契約”，契約馬上就蕩然無存了。

從這一點上看，大多數學者表示，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一條漫長的道路

據統計，2010年，中國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申請的國際專利數量位居世界第四。英國財政研究所2011年的一項報告稱，如果根據當前趨勢進行線性預測，到2015年時中國的國際專利申請量可能居全球第一。

然而正是基于文化、教育、體制的憂慮，“中國還有很遠的路要走”也是國內外學者與觀察者的共識。在面臨“嚴峻挑戰”的時候，我們該怎么走這條路，也是一個見仁見智的焦點話題。

有人說“中國特色”在任何方面都是一種遁詞，而不是一種進取和自信的態度，在科學上也是這樣。近代科學誕生以來，科學及其所附著的文化已經具有了普世性，不再具有民族或地域文化的特征。和一些羨慕西方器物發達、制度合理但力圖保存自己傳統文化的國家一樣，中國一直在尋找自身傳統文化與科學的契合點和相容處。但是，歷史以及正在發生的現實似乎證明，只想接受作為器物的科學，而拒絕作為普世文化的科學，難度很大。

對比日本、韓國，以及我國的臺灣和香港，有些人認為，這些國家和地區似乎有著某種可取之處。它們在與西方文化與傳統文化碰撞中，較好地處理了傳統文化與含有科學精神的普世文化之間的關系：在私人、親緣和族群生活中，竭力保持傳統文化中具有現代價值的成分，而在公共生活中，則全盤接受具有普世價值和科學精神的文化。

從我國科技人員的實際感受看，一位剛剛從日本回國的學者，對兩國學者在閑談時的話題與內容上的巨大差距感觸很深：日本學者更熱衷于談論自己領域內的前沿問題、國際同行們的探索方向等與專業相關的內容；而中國學者則對政治動向、官員升遷的話題津津樂道。

對此，曾長期從事科技管理、現任清華大學教授徐善衍表示，在目前的體制下，我們科技人員創新動力不足，我們的體制并沒有真正鼓勵研究與創造。做好學問不如當好官——我們文化中由來已久的泛政治化傾向和現有體制機制，束縛了科技工作者的創新動力。真正將科技人員從中解放出來，也是一條相當漫長的道路。

盡管中國的創新之路充滿艱辛，而且在可見的未來也還會有大量待解的難題，但中國的創新腳步畢竟在實實在在地向前邁進。不久前，美國《大西洋月刊》寫下了這樣一段評論：“有關中國創新的辯論很可能要持續一段時間。與此同時，中國大型企業在個人電腦和大型家用電器等行業占據的市場份額繼續增加，西方大企業也繼續在中國投資設立研發中心和全球辦事處——這一切都表明，中國的創新努力肯定做了一些正確的事情。”

（來源：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