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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發展 成就輝煌

    若將10年來全球科技合作交流項目匯成一本“大事記”，“中國”二字必然會頻頻出現。近年來，數項重大的國際科技項目——人類基因組計劃、國際熱核實驗堆計劃、全球對地觀測系統、國際綜合大洋鉆探計劃、歐盟“伽利略”計劃……無不有黑發黃膚的身影參與其中，且擔綱的角色愈來愈重要。

這是國人繪制的全球科技合作新地圖。從2001年至今，我國的國際科技合作計劃已啟動實施了11年。10年前一紙藍圖鋪開，自此耕耘不輟，在多項國際科技合作中，中國的角色悄然轉變。

 從“單打獨斗”到“科技外交”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和價值鏈快速分解，人們的創新活動日益連成整體，也讓各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相互合作。

“今天的世界，沒有哪個科學家能單打獨斗地搞科研，也沒有哪個科技強國能獨自面對復雜的全球科技問題。”科技部國際科技合作司司長靳曉明的話，道出了一個國家在國際科技合作方面必須抱持的態度。

“十一五”期間，中國科技外交進入重要發展階段，氣候變化、能源環保、糧食安全、重大疾病防控、國際標準制定等需要國際社會共同應對的全球性挑戰，日益成為外交領域的重要議題。科技外交已處于我國外交戰線的前沿。

在國家層面，中美科技合作已成為兩國關系的支柱之一。“中美創新對話”打造了中美兩國在科技創新領域的重要對話平臺，在穩定雙邊關系和增信釋疑上作出貢獻；2009年11月，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CERC）成立，這是兩國政府首次共同制訂聯合研究計劃和共同出資支持產學研合作。

溫家寶總理親自宣布啟動的“中非科技伙伴計劃”，將中國對非洲傳統意義上的援助和合作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至2011年5月，中美再次舉行第三輪戰略與經濟對話，雙方同意在科技創新等領域加強合作；6月，中德決定建立電動汽車戰略伙伴關系，擴大在新能源、節能環保、能效領域合作——實際上，自歐盟框架計劃向我國科學家開放以來，我國共參與了框架計劃400多個項目的合作；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樣是科技合作。

科技外交、包括科技援外，方式在不斷創新中。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高新區、國家實驗室、完善科研體系，以及舉辦國際培訓班、開展聯合研發項目、設立合作示范區……

2008年11月，一項《關于非洲環境技術與機制合作諒解備忘錄》由科技部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共同簽署，啟動非洲水處理和環境監測若干重點項目；中巴地球資源衛星南非數據接收站建設項目建成，使衛星數據在非洲得以免費共享，并廣泛用于非洲農業估產、減災和環境監測等方面，成為南南合作的典范……

從“跟蹤追趕”到“對等合作”

過去，中國人參加國際合作，題目往往是別人提，我們給出一個解——“項目經費別人出，我國派人去干活”。而現在，包括在與發達國家進行的科技合作項目中，中國人都要進行實質性的合作。

怎樣才算實質性合作？科技部部長萬鋼給出的答案是，題目要共同出，解題要相互補充，出資要對等，人員要互派。

這是“以我為主”利用全球科技創新資源開創的新局面。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再不是從前，國際科技合作也實現了從跟蹤模仿、一般性的人員互訪，到以需求為導向、主動與世界一流科研機構開展交流與合作的跨越。

以“千人基因組計劃”為例，作為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發展，是基因組科學研究邁向臨床醫學的轉折點。我國參與了人類基因組計劃1%的測序工作，又與英、美聯合發起“千人基因組計劃”，從項目的“參與者”變為“引領者”。

2011年5月搭乘奮進號升空的國際空間站—阿爾法磁譜儀（AMS）探測器，這個由諾獎得主丁肇中領導的大型國際合作科學實驗項目，共有包括中國在內的17個國家和地區的60多個研究機構參與，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承擔了AMS磁體主結構和AMS-02電磁量能器結構的研制工作，在產品設計、強度分析、生產裝配等方面進行了多項技術攻關。

又如大名鼎鼎的ITER計劃。它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大科學工程國際科技合作計劃之一，也是迄今我國以平等身份參加的規模最大的國際科技合作計劃，由中、日、俄、美等30多個世界主要核國家和科技強國共同參與，我國承擔首批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部件——ITER導體已批量生產；而且，我國是在這方面達到100%國產化率的兩個國家之一。

再如，2005年成立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地球觀測組織（GEO）。其目前已有85個成員國和歐盟、61個參加組織、7個觀察員，我國是創始國之一，也是聯合主席國和執委會成員。我國還先后向亞太地區的17個發展中國家捐贈FENGYUNCast衛星數據接收設備并舉辦培訓，在亞太地區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我們的國際科技合作，已由在別人腳后“跟蹤追趕”轉向“對等合作”。利用全球科技資源，一大批涉及民生、經濟發展的項目近年來在國內順利實施，一些重點領域解決了產業技術發展的瓶頸問題。

國際科技合作交流和自主創新并不矛盾。目前，它仍是中國實現技術跨越的重要方式，更是自主創新的重要內容和加快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關鍵手段之一。如山東盛瑞傳動股份有限公司通過引入德國理念、英國設計以及日本管理，開發出世界首款前置前驅高端8AT自動變速器，擁有全部自主知識產權。

從“被動打工”到“互利共贏”

“過去，專家從國外帶點種子、帶點信息，就算是國際合作了；現在不同，有出有進，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以政府間合作框架為主體的多元化合作。”這是靳曉明的體會。

近10年來，這樣的平等合作，內涵更深，涉足更廣，形式也更為多樣。

其中，包括大型國際合作項目——譬如國際綜合大洋鉆探計劃（IODP），該項目取得的研究成果證實海底擴張、大陸漂移和板塊構造理論，極大推動了地球科學的革命。我國自加入ODP（IODP前身）以來，一直是國際大洋鉆探領域的活躍成員。

也包括國內各地方的龍頭企業——譬如新奧集團，一家來自中國廊坊的民營企業。近年來實現從起初倒騰煤氣罐到如今掌握清潔能源核心技術的成功轉型——靠著把人才“引進來”、讓技術“走出去”，靠著將企業戰略與國家科技合作戰略相融合，屢屢站在國際科技合作的舞臺上發出“中國好聲音”，終于讓美國百年能源企業主動拋來橄欖枝，海外技術合作如同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創造了一個中國企業謀求轉型升級和國際科技合作的樣本。

還包括民間科技合作交流——在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學術組織、企業以及科學家個人之間，流動著更為活躍、空間也更廣大的科技合作。這些民間的互動交流帶來了理念上的溝通和合作模式的變化，如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會——比爾·蓋茨基金會與中方討論的農業科技和生物技術合作，將為解決世界糧食問題作出積極的貢獻。

多模式、多層次的合作，方興未艾。10年來，我國國際科技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大大超過以往任何歷史時期，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也為科技創新之路披荊斬棘。

（來自：科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