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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間，節能減排成為關鍵詞；與此同時，民生問題成為當下中央決策層最為關注的問題。

矛盾的是，在國內部分地區為了達到節能減排而拉閘限電擾亂正常生產生活的“強努”措施，凸顯了我國各級政府把節能減排與民生對立起來的尷尬局面。

這種局面的形成主要是在于我們長期忽視了節能科技與公眾社會行為改變的結合，解決路徑為“重要的問題在于教育公眾”。

技術、管理、政策視角下的節能減排

中國已有的節能減排研究主要從技術、管理或者政策的視角下進行，很少有從行為學視角去了解消費者（包括企業和公眾）的能源消費行為。政府部門雖可通過經濟措施等影響和幫助解決環境問題，但是要想在不耗盡資源的情況下提高福利，唯一路徑是節能和提高能效，其實唯一的方法只能是通過信息傳播節能和提高能效，改變人們對環境問題的態度和行為模式，以實現環境質量的提高。

美國著名節能專家Lovince指出，節約燃料的成本比購買燃料便宜很多。另一項研究顯示，僅僅行為的改變，在不增加硬件投入和管理成本的前提下，就能提高節能效果25％左右。歐盟的研究顯示，終端用戶能效的減排潛力是52％。

縱觀西方國家的綠色革命史，若以“革命主體”區分，可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同樣表現出最終落腳到消費者/公眾的發展趨勢。第一階段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由學者和NGO倡導，進而推動政府和企業初步認識到了環境保護是怎么回事。20世紀80年代“綠色革命”開始進入第二階段，主體為“企業對企業”（B-to-B），例如風電場的發展帶動了對零部件（逆變器、變壓器、齒輪等）供應商、系統集成商產品和安裝服務需求的增加。從2000年左右開始，消費者環保意識的增長，隨之產生了許多“企業與消費者”機遇（B-to-C），進入了綠色革命的第三階段，消費者改變消費行為，主動去購買有益于環境的高價綠色產品，這就促使企業主動調整商業戰略、產品組合和營銷方式，以充分利用這些新興的商業機遇。

想不想節能減排，是意識在起作用。目前，中國節能環保產業市場主要集中在高耗能、高污染工業和污染治理領域。估計到2015年，中國節能環保產業總產值將達到GDP的7％到8％，成為新的支柱產業——筆者對這個數據的實現度充滿信心。

實際上，如何把先進理念轉化為有效行動，這才是建立節能減排長效機制的重點和難點。在這方面，瑞典政府設立“能源與氣候變化顧問”（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advisor）的實踐值得探討。為應對1974年石油危機，瑞典政府從1977年開始建立能源顧問制度，從1998年開始該制度得到加強，延續至今，瑞典全國290余個城市政府中均設有能源顧問（現為能源與氣候變化顧問）。據筆者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卡斯塔爾德的觀察，這些能源顧問類似于公務員，回答和接待公民針對如何節能減排、氣候變化和交通問題的來訪、來電，到中小學、居民住戶、企業公司的現場提出節能減排的建議。瑞典政府定期對能源顧問們開展技術培訓，并出版實用的讀物發放給公眾。瑞典能源署每年給予能源顧問的專項經費是1400萬歐元，他們的工作每年惠及20萬瑞典人。

其他北歐三國也設有相關“能源科技信息傳播”的類似制度。據瑞典隆德大學產業環境經濟學國際研究所主任Lena Neij教授2011年2月18日發布的《北歐國家建筑能效的政策工具研究》證實，丹麥1992年開始針對國有建筑進行節能知識培訓和信息傳播。1995年芬蘭開始能源專家訓練。挪威從2003年開始信息傳播與教育計劃。

實現綠色經濟的路徑

經驗表明，那些最終成為大國的國家，都最先開始技術創新，并加以最大的利用。伴隨著技術上的重大創新，其政治形式、經濟形式、社會形式依次發生大轉變。比如工業革命帶來了現代立憲民主制度；信息技術革命造成了美國IT產業的蓬勃發展和美國式全球化的推進。日本“綠色新政構想”（2009）突出了綠色經濟與社會變革的主題，提倡創建有利于環境領域投資和環境保護的社會環境。2011年底歐盟“地平線2020”投入38.19億歐元建設包容、創新和安全的社會。

學術界也已經證實了社會創新的高效率。有關綠色經濟的實現路徑，可以大致總結為：技術替代派、技術效率派、社會創新派。

技術替代派是低碳創新中的可再生能源派，強調低碳發展中可再生能源替代將起到主導的作用。但是研究表明，可再生能源替代存在著兩個問題。一是當今時代不像以前可以用煤替代鯨魚油、用石油替代煤成為重要的能源來源那樣，可再生能源可以替代的傳統能源比重是相當微弱的，例如石油很大程度上就具有不可替代性；二是可再生能源在開采與生產中需要能源輸入，而且投入的比值要遠遠大于煤與石油，因此在效率上并不具有很大的競爭性。

技術效率派是低碳創新中的能源效率派。他們認為低碳發展中提高工業、建筑、交通中能源效率可以起到主導的作用。但是研究證明，能源效率提高面臨著反彈效應的嚴峻挑戰。總體上的反彈效應，在發達國家可以抵消節約效應超過50%以上，在發展中國家，這樣的反彈可能超過100%。

社會創新派是低碳創新中的行為變革派，他們認為低碳發展中改變人的行為，減少物質規模增長，可以起到主導的作用。這個創新模式雖然是高效率的，但是實施起來需要三個方面的前提條件。一是社會意識的變革與再塑造，例如從擁有汽車到汽車共享等綠色意識；二是政治精英自上而下的制度性行動，用以建設與健全相關的制度；三是在低碳改進的同時，不應該影響既非奢侈也非窘迫的舒適生活。

發現和創新是科技界的靈魂。從鄧小平時代我們就明白了：優先搞經濟，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改革可以說是“為了發展”的科學技術。改革開放34年了，我們現在漸漸明白，這種單維的發展觀（GDP觀）導致中國的現代化并不完全，恰恰是目前導致社會經濟和生態問題的一大主要來源。目前的改革是經濟改革單兵突進，對人們的行為以及市場規范有深層次影響的倫理、文化理性、行為，我們幾乎沒有關注。除了追求創新和生產力之外，最應強調的大概就是用科技知識服務于社會和公眾。

科學技術的成果要與公眾發生交流與互動，科技必須給人們帶來更多的方法、更多的經驗共享來改善我們的生活，推動社會的進步、完善、成熟，這是當代科技承載的不可逃避的社會責任，科技與社會融合機制的歷史性使命亟待破題。

（來源：中國科學報）